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第4/9页)

[9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只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92]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