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20/33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佔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佔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国军补给区司令周游，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函由周游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愿意弃暗投明，可惜台湾方面迟疑不决，错失良机，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陶铸与林彪相继遭受老毛残酷整肃。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公潸然落泪。

七、人事倾轧，以私害公

潜伏在国军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共军陈毅部密谋，导演了一齣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现代〈三岔口〉剧：一九四七年二月将李仙洲集团七个师送入虎口。韩遂只身溜走，与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秘密会面后返回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韩回南京述职时，把失败责任推诿参谋总长陈诚，使陈被撤职，自己却留蒋公办公室任高参。他巧妙地帮助陈毅，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送入共军包围圈，致使中将师长张灵甫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击毙。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蒋公面告共军三野一名被俘团政委招供韩练成与陈毅秘密来往，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徵在旁听见，旋即驱车向韩泄露。关麟徵此举是由于他同陈诚有隙，不欲陈诚官复原职。何应钦接国防部长后再接杜聿明密报，乃将被俘共军团政委押到南京重审。于是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插手调查，还亲自讯问莱芜作战实况。韩练成见形势不利，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摆脱监视岗，离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见国军保防系统千疮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获了中共地下党刘仁、李政宣案，循线抓捕了几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其电讯网远及瀋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当北平站士气昂扬全面扫蕩共谍时，保密局内部因派系斗争导致北平站总务处长刘玉珠、北平行营督察室主任马汉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员不是被捕、调职，就是逃亡，仅三人留任原职。这种大规模的换血，对保密局北平站的业务造成很大伤害：原有的线索皆因布线者入狱、亡故、离职而丧失殆尽。否则，在保密局全国区、站中业绩领先的北京站，绝不至于盲塞到让共谍渗透到傅作义身边（按：傅作义的副总司令邓宝珊、两名保密局处长、傅的女儿傅冬菊都参与了投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