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13/43页）

三是用人行政一团糟，就中央来说，最重要亦最繁剧的行政院长职位，初教只知聚敛与浪费，而不识政理政术为何物的准洋人宋子文，妄窃非份，治丝益棼；继又让毫无行政经验，且缺乏政治知识的地质学者翁文灏，滥竽充数，贻误苍生。就地方来说，若干膺受战祸最深鉅的省主席人选，尽由初试啼声的凡庸之辈，而且多係昧于治术的愚鲁军人充任，如湖南的王东原，湖北的张笃伦，江苏的王懋功，山东的王耀武，广东的罗卓英，江西的胡家凤（只有他是文人，其女后来嫁给钱穆），都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更不足以胜任八年抗战后百废待举、求治孔殷的艰鉅使命。尤以地位冲要的山东，因王耀武领导无方，措置失当，军民两政，一无是处，迨共匪进薄济南，迅告崩溃，影响大局最甚。战后人民望治心切，而位列专阃的省主席，毫无建树，拥号自娱，乃造成民生不易，祸至无日的局面，终致河山变色，非偶然也。

构成上述三大失策的原因，是胜利来得太快，当国者在战时腐心致力于抗战御侮的军事问题，对战后如何收拾局面，如何创进国计民生事业，未暇计及——在重庆设置着一个「中央设计研究局」，由熊式辉主持其事，聘任若干学者专家，分别设计研究，结果只是搞出了一套徒乱人意，无裨国家的分划关外东三省为九省的方案，亦未经过参政会讨论，更未徵询东北人士的意见，即贸然付诸实施。职是之故，当国者突闻日本投降消息，喜之不胜，把广土众民的战后建设问题，轻率处理，漫不经心。譬如东北行营主任职位，最高当局起初密许张治中充任，张氏正向各方物色辅佐人员中，临时又另派熊式辉前往。张氏后来巴结美国特使马歇尔，献媚共酋毛泽东而一意主张和谈，内心裏即对东北行营主任位置之临时变卦，不无芥蒂，因而想藉外力以营谋中枢高位——行政院长一职以报怨也。

杜聿明孙立人失和始末

陈嘉骥

战农安将帅失和

笔者于民国卅六年在瀋阳，曾撰一篇〈一年大变话东北〉通讯稿，说明杜聿明与孙立人失和，便是这个大变的开始。当时瀋阳已在包围之中，中央社瀋阳分社的伙食由大米改为高粱米；笔者当时吃过了此生第一次高梁米饭后，想到一年前国军盛况，而此时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不禁悲从中来，噙着眼泪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这篇通讯稿?用电报拍到南京总社，当晚得到总社回电云：「所见极是，所论极痛，大稿已发参讯（按：中央社编印供党政大员阅读的参考消息）藉供当局注意矣」。

杜聿明

现在笔者先把肇使杜聿明与孙立人冲突表面化的共匪第四次攻势简叙一下。共匪第四次攻势，係于卅六年二月初开始，这时郑洞国指挥下，以临江为目标的东边道扫蕩战全盘失败，前后损失约在三万人左右，匪我之间实力已失去平衡。林彪乘机率众十万人左右，号称廿万人，履松花江坚冰，分三路向吉长地区大举进攻；左翼截断吉林长春间铁路，并佔领铁路重镇九台；正面将松花江畔、国军在中长铁路重要基地德惠包围；另一股则扑向长春西北的战略要地，岳武穆念念不忘的黄龙城──农安。国军之反攻则分两路；一路以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为主力，配合保安第三区部队，沿中长路北上去解德惠之围；另一路係由杜聿明率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为主力，由农安反攻侧击德惠。

孙立人

德惠解围后，两路国军继续向北扫蕩，企图恢复战前态势；新一军佔秀水甸子、五棵树、五家站，直抵松花江畔；七十一军越靠山屯，亦攻至五家站，与新一军会师。当七十一军接替五家站防务之际，林彪秘密纠集匪军约十万之众，突然向国军阵地猛扑，七十一军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回守农安，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在回师中蒙受严重之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