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生肘腋 引狼入室(第15/20页)
一九四九年春李宗仁派大员北上与中共和谈时,刘斐忝列六代表之一。和谈破裂后,他只身南下香港,策反滞港国府军政官员,还秘密赴穗谒见代总统李宗仁,痛陈局势危急,劝李「识时务」,北上求和。结果为李宗仁痛骂一顿,下令逐客。格以当时形势,李宗仁不敢把刘斐扣留审讯。八・一三声明,是刘斐从地下活动转向公开投共。据张潜华所撰〈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记〉,(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之《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页一三九)一文透露: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到会廿多人,连程沧波、成舍我、傅汝霖等人都闻讯而参加了,这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人的徬徨无主和苦闷情绪⋯⋯程沧波所关心的是他在上海的一幢洋房被代管的问题;成舍我所注意的是他在北平的世界日报能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傅汝霖所考虑的是他所主持的中国实业银行的官股如何处理的问题⋯⋯刘斐的答覆总括为一句话:「任何人的问题的解决,都将以这一个人对新中国的态度如何为转移⋯⋯」,俨然中共的代言人。后来由于讨价还价不成,前二者去了台湾,后者去了美国。又据台湾保安司安部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透露,有好些人循亲戚关係办妥入台证赴台,日后竟避过追查,升至显要地位(如王章清,官至行政院秘书长)。他们原是奉派来台潜伏的,夤缘做了官后,决心洗手不干,他们没有具体活动,清治单位也不再追究,竟算勉强保住了最后的一点清白。而在大陆风雨飘摇时与中共有秘密联係,只因时机不到而未发难,最后辗转入台做了大官者也大有人在,无怪前几年国安局长殷宗文公开表示,立法院内有匪谍。岂止立法院,殷宗文身边,乃至总统府都有!

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合影,二排右一为刘斐。毛朱周刘排名在前,降将仅张治中、蔡廷锴、傅作义三人入选,刘斐由于贡献特殊,故亦列名委员。
程思远还透露:「毛主席对为章先生的重视,非吾人所能估计」[6],可是中共对外坚持是「枪桿子裏出政权」,从未公开露布刘斐的叛变通共行逕」,所以刘斐投共后,中共从未安排他担任足以趾高气扬、骄矜跋扈的显要位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前,毛主席与刘几次谈话」[7],其因何在?无非是压抑他的骄矜之气。后由地方上调中央,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一九五七年五月卅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现在党政关係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主要因为法制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所造成的。党中央也对这种情况注意不够。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係,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裏,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但刘斐马上嗅出政治风向有变,就没再多说,中共鑒于他出卖国军军机有功,便没给他戴右派帽子,只是閑置他到老死为止。文革爆发时,刘斐饱受皮肉之苦。他的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抽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冥冥中似有天谴。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病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