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9/22页）

四、公主屯战役：此次战役始于十二月中旬，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共军以第八纵队窜白旗堡绕阳河，以第九纵队窜打虎山，以第四纵队窜海城、辽阳，同时以第一、二、三、七，四个纵队猛犯公主屯。敌情判明后，我认为共军以四个纵队犯我一点，正予我以歼敌之良机，乃令新五军陈林达部坚守公主屯，尽力拘束共军。另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最精锐之新三军、新六军为打击部队，并以七十一及四十九两军协同攻击，分途急进。以当时情况言，我已稳操必胜之券。不意廖兵团未能遵命行动，前进迟缓，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军于苦战五昼夜后，为共军所击破。共军亦随即他窜，使我功败垂成。

公主屯战役之后不久，我因胃疾加剧，也就奉命离开了东北。我本想与东北共存亡的，但亦无补于大局，林蔚兄曾有信劝我休养说：「国家乃国人之共有，而郅治非岁月之可期。」又云：「国政不怕无人来治，而有病之身纵欲尽力亦无从为力。」可谓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一九四三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鉅，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癒，但一九四五、六年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瀋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瀋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亲临瀋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亦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託有人，我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离瀋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採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瀋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瀋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迟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瀋阳，瀋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省。

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份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大陆究竟是怎样沦陷的？

蒋纬国^[4]

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先父检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称：

我许身国民革命，已49年，从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係《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一份《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而使其称快而已。我们中国处世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