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第12/30页）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

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

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

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增添了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

当有幸终于穿上工作服时，他们前面的人生道路已变得十分明确，也十分狭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人一旦迈上这一条路，便仿佛认为世界上原本只有这么一条路。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90％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3400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即高达1400亿元人民币……

如果玩具对于儿童，仅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最经常、最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动，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二）傻瓜，大傻瓜

倘当年促成吴振海和同代人之间的一次对话，结果只有一个——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瓜。

1982年，也就是在吴振海那次倒霉的“倒煤”行动之后，他出现在北京，出现在我面前。还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届的校友。他们要到北京来找有关部委恩准他们挂靠成立一个什么公司。那是自1968年我下乡后第一次见到他。他风尘仆仆，面容疲惫，正发着39℃的高烧。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许还为了省钱，当晚就住在我的单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挤在我的单人床上。即使他一个人睡在上面也会使那张床显得太小。第二天我请他们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顿早饭，无非馒头、咸菜、米粥。记得在他走前，我郑重地、语重心长地劝过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后门，重新回到一个国营工厂去吧！”

“那又怎样？”

“一切从头开始，30多岁，尚为时不晚，好好干……”

“那又怎样？”

“只要你真的好好干，领导眼睛不瞎的话，是会看到的……”

“我总在想——那又怎样？我想了十几年了。”

“你……”

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不肯回头是岸的大龄“失足青年”，一个根本对不起母亲的儿子，一个根本不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当成一回事儿的家伙。

我暗想——这个吴振海，不可救药，完了。

倘大气环境是不变的，天空与拼块地板何异？

倘时代是不变的，司马迁所作与织布女何异？

倘社会是不变的，度日与经年何异？

倘命运是不变的，人与蝼蚁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