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第19/22页）

[17]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18] ［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第211页。

[19] 关于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参见拙文：《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0] 顾红亮将五四时期的个人想象，分为个性化的个人、人文化的个人、理智化的个人、意志化的个人和唯情化的个人五种类型，参见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1—121页。

[21] 参见周昌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见氏著：《新思潮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13—41页。

[22] 关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阿里夫·德里克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哲学。”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近代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与佛教有关，在晚清经过章太炎的鼓吹与推动，到民国初年蔚成大潮，到了1920年代初，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思想界的两大显学。王汎森指出：“连胡适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其实也带有浓厚的无政府色彩。”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第177页。

[23]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485页。

[24]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980页。

[25]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载《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26]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载《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27] 傅斯年：《万恶之原（一）》，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04页。

[28] 陈达材：《物质文明》，载《新潮》杂志，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29] 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22页。

[30]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45页。

[31] 高一涵：《乐利主义与人生》，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32]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25页。

[33] 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0页。

[34] 冯友兰：《一种人生观：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7页。

[35] 杜亚泉：《人生哲学》，见《杜亚泉著作两种》，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65页。

[36] 梁启超：《霍布士案》，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98—499页。

[37] 陈独秀：《人生真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2期，1918年2月15日。

[38] 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载《新青年》，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39]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全集》，第1卷，第431页。

[40]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658页。

[41]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见《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307—3309页。

[42]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6册，第3158页。

[43] 参见严复：《庄子评语》，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第1125页；《除杨墨论》，载《严几道文抄》，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