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第18/22页）

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被解放了的个人，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19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在1980年代，个人的解放给人们带来普遍的解放感和兴奋感，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却蜕变为愈来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唯我式的个人主义的出现，与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消失有关。当各种充当保护者的社群都消解以后，人们唯有自我保护。大我崩溃的结果，便是小我的自我异化，小我变质为唯我式的、物欲的个人主义。

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关于个人的脉络：一种是小我与大我、物欲与精神平衡的个人，个人的意义最终要在更高的世界之中获得，从儒家的个人观到晚清与五四的个人观皆是如此；另一种是脱离了大我约束的个人，从杨朱的唯我式个人到近代市民阶层中出现的物欲主义的个人，个人之上皆没有大我，个人的真实意义建立在当下满足的享乐主义基础之上。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之中，这种物欲式的个人在社会的主流价值之中，都不具正当性。近代以后，大我不断地重新建构，日益世俗化，从天理、公理、人类、社会到现代国家，一一解体。这使得小我逐步失去了大我的规范，杨朱式的个人主义最终走上前台，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道精神景观。从历史反观现实，我们不得不问：假如个人主义社会真的是现代性的宿命，那么，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个人主义？

[1] 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39—261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79—95页。

[3] 参见［美］史华慈：《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张宝慧译，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28—42页。

[4] 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见氏著：《现代儒学论》，第237页。

[5]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30页。

[6] ［美］狄百瑞：《个人主义与人格》，见氏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从儒学社群主义立论》，陈立胜译，第25页。

[7] 参见［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2—24页。

[8] 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5—72页。

[9] ［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53页。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见《余英时文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1]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第711—712页。

[12] 《孟子·藤文公下》。

[13] 《吕氏春秋·不二篇》。

[14]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见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第86页。

[15] 在这两条主要的脉络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个人观念的支流，即章太炎所代表的、受佛学影响的临时性的“自性”的个人，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10章；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章。限于篇幅，此处暂不讨论。

[16]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见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