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7/16页）

三、浮士德精神与能者生存

同样为了国家富强而建构力的秩序，1895年之前与之后的重心是不同的。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器物为中心的富强，而到戊戌维新运动，富强之路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国民的能力。正如史华慈所说的那样，严复发现西方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无畏惧地不断去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力本论，有目的的行动、能力、绝对自信和发掘所有的能力”。史华慈将严复发现的这种西方精神称为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正是这一精神导致了西方的富强。而严复所赞赏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浮士德精神”提供了一个宇宙神话的证明，自由民主制度，不过是最终解放个人潜能的制度化环境。[36]

从物质之力到人之潜力，这的确是一个大转向。西方的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强大，而且是精神的焕发。资本主义的发生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一种精神。“浮士德精神”正是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一代的象征。与中世纪的基督教重视“救赎”、儒家传统看重“成德”不同，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在乎的是“成才”，是人的能力完美展现。深刻影响严复和近代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斯宾塞，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的归宿点并非国家，而是人的个性，但他所说的个性乃以“能力”为中心，是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获得世俗意义上幸福与快乐的能力。斯宾塞坚定地相信，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所谓最优秀指的是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下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其伦理原则用通俗的话描述，就是“赶快干活，否则完蛋”。[37]斯宾塞作为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集中体现了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自信、竞争、进取、冒险、永不满足、生气勃勃的一面，正是这种“浮士德精神”深深打动了严复、梁启超等一代中国思想家。路易斯·哈茨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之中发现了连欧洲人都未曾清晰意识到的富强的两个秘密：一个是“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个是“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38]严复、梁启超们将“浮士德精神”与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致力于重新打造建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民精神。

这种浮士德式的新国民精神何以产生？严复和梁启超深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在于提高民德、民智和民力。德、智、体，在儒家学说之中本已有之，但在晚清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体力，连德性和知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力”，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即所谓的“德力”和“智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此有所区别：“具生利之力亦有二种：一曰体力，二曰心力。心力复细分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39]于是，民智、民德、民力的开拓，以后便逐渐演化为培育德力、智力、体力全方位发展的“新人”。在生存竞争的力的秩序之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力量，连德性也是一种能力。德、智、体诸人格元素，最后统统归结为争取成为优胜者的生存能力。德性也好，知识也好，日益丧失其内在价值，一切只是从生存竞争出发，看其具有多少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价值。适者生存变成了能者生存或强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