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第4/8页）

其次是国与天下的断裂。国家一旦成为自主性的实体，就脱离了超越世界中神魅价值的规约，具有了自身的价值目标。从晚清开始，因为受到亡国灭种、诸国竞争的压力，国家的自身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这成就了中国式的国家理性；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波助澜，国家主义压倒了传统的天下价值观，不再以德性和民生，而是以国家富强作为民族复兴的中心标尺。古代的天下主义乃是一套以德性、德治为核心的文明观，到了清末民初，文明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天下主义德性文明转变为以西方为主体的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于是传统的国与天下的关系，变易为富强与文明的价值冲突。国家的理性目标是民族的崛起和富国强兵，而代替天下主义的、近代世界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公义、平等和自由，在富强文明之间发生了不可缝合的断裂，晚清以还一个半世纪的民族复兴过程，基本是富强压倒文明，国家理性凌驾于普世价值。天下的式微和国家的崛起，使得家国天下连续体失去了平衡，破碎的家国不再拥有超越的天下价值，只留下世俗性的功利目标。

家国天下连续体的破裂，乃是一种个人的解放。晚清之际，最激动人心之口号，乃是谭嗣同所说的“冲决网罗”。这个“网罗”，便是儒家三纲所编织的家国共同体。最富中国特色的家族主义，成为晚清民国两代启蒙者鞭挞最力的万恶之首。家族主义不仅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温床，而且是个性解放、个人自主的最大屏障。年轻一代纷纷从家乡出走，走向自由自在的都市，家乡之所以不值得留恋，乃是有令人窒息的宗法家族，还有与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束缚个性的礼教家规。都市是一个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脱离了各种传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在的原子化个人。

然而，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虽然从家国“网罗”中“脱嵌”而出，却进入了另一个身份网络，那就是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民。国民与国家是同时诞生的，当传统的自我剥离了各种家族、地方共同体成员身份之后，其身份定位便退出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生、朋友等各种特殊的私人领域，在日益强大的国家法权关系之中，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平等的、同一性的身份：国民。在古代中国，个人与国家之间有家的中介，每个人都是以某个家族或地方成员的资格面对国家，但到了近代，社会中介物失却之后，个人便直接面对国家，而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所重建的个人与国家关系不再具有原来温情脉脉的人格化的伦理性质，而只是非个人的、非人格化的法权关系。晚清因为受到德国和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普遍有一种“国民国家一体化”的理解，但国民与国家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到了五四时代国民与国家发生了分化和对抗，从此注重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倾心国家权威的国家主义分道扬镳，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注重乡村建设的社群主义，试图走出个人与国家的二元对抗，重新在二者之间嵌入血缘与乡缘因素，在公共的法权关系之外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伦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启蒙者们以风卷残云之势破除了家国天下连续体，为的只是将从家族和君主权威下解放出的个人，与新的天下相沟通。如前节所述，传统的天下与自我皆具有互相矛盾的双重性，现实层面的自我与天下须经过家国的中介方得以相通，而精神层面的自我与天下这对大小宇宙却可以绕过家国的中介获得直接的同一性。到了五四，传统的自我蜕变为现代具有本真性的自由个人，而原来具有天道神魅性的天下则转型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新的个人与新的世界不仅在心性领域，而且在世俗领域也无须经过家国的中介，可以直接相通。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7]中介是真实的，偶像是虚幻的，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家族、地方、国家皆是人为制造的、需要破除的偶像，在茫茫宇宙之中，唯有人类和个人是唯一真实的，人类世界具有普世的公理与价值，而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置于世界的普世架构和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才能得以理解，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小我”与“大我”：“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8]清末民初的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曾经流行一时，影响了包括革命党人、启蒙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在内的整个一代人，这与家国天下秩序的解纽有密切的关系。自我与天下的直接沟通，从心性层面扩展到社会实践层面，构成了现代中国重要的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