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第8/20页）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这位道德文章的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吴三桂怎么样也难以把洪大帅与舞台上大白脸或者小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舞台上的叛徒都是这种形象，难道洪大帅后世上了舞台也是这样一副打扮吗？

看来满腹的孔孟之书还是敌不过蝼蚁皆有的求生本能。

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做了另一种选择。

他能把这个慈祥的老头和戏台上的白脸联系在一起吗？他只是觉得舅舅太可怜了，满洲人太可恶了，他们不是痛痛快快地给阶下囚一个死，而是反反复复猫玩老鼠似的用那些残酷的诱惑来折磨他。本来，这老头也是条血性汉子，可是，谁教他生在明清之间这个不祥的战场之上呢？

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他在社会舆论的交响中被剥去一切尊严。

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这个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计五千四百八十八字，而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几十字：“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赙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史·危素传》记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了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起来。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