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0/22页）

新王室　新贵族

但不论他心中为自己立的称号是什么，实际存在的则是无上的统治者，而因之，朝廷也就立即充满了荣华、枯燥与空洞。公开场合出现时，恺撒穿的不是执政官的紫条宽袍，而是古代君王的正式紫袍。他坐在金座上，视察元老院的庄严程序，而不须起座。他的生日，他的胜利战役，都以节庆来庆祝，他的誓言则充满了历书。当他在首都出现时，远远的就有军队护送，而军队的前方则是他的重要仆人。与他接近变得那般重要，以致他住处近区的房租大涨。晋见他极为困难，因为求见的人太多，以致他往往发现跟好友也不得不用通信来维系，而某些地位极高的人，为了见他，往往也得在接待室等上好几个时辰。

人民感觉到，他们要去接近的已不再是个同胞了，其情况的严重性超乎恺撒所愿意的程度。在他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有新贵，有旧贵；而这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原是由一个观念产生，就是用王室的贵族来掩盖寡头政体的贵族，用“父族”来掩盖原有的贵族。原先的父族仍然存在，只是没有重要的特权，只以基尔特的形式而紧密地团结着。但由于没有接受到新家族的加入，数世纪以来已日渐萎缩了，到了恺撒时代，仍旧存在的“父族”世族不超过十五六个。恺撒本人就是由这样一个父族出身，并由人民命令，取得权利，可以创制新的父族家庭，因此建立起一个新的父族贵族，以之对立于共和派贵族，足可以满足君主政体的一切需求——古代的优雅，全然对政府的依附以及无足轻重。新的君主在一切方面将其自身的形象显示出来。

在这样实际上权力无限的君主之下，很少有宪法的余地了，那种以公民、元老院与数位行政官合作为基础的旧共和国也更无法继续。恺撒彻底恢复旧传统：公民集会与国王并存，系主权——人民意志——的至高表现；元老院恢复其原始作用：在受到咨询的时候向统治者进言；统治者则将行政权集于一身，和古王一样，身边没有独立的官员。

立法

在立法方面，这位民主君王紧守古罗马金言，即只有人民在国王的召集下才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恺撒的行事也照例由人民的谕令批准。当然，古代的战士集会所含有的力量与权威——半道德意义，半政治意义——确实已经不可能再注入这个时期所谓的公民议事集会了。在古代的体制中，公民的立法行为虽然极为受到限制，却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现在这新体制，却只不过是个影子。因此，对这个公民议事集会不需加任何特别限制，多年的经验已经显示，每个政府——寡头的，以及君主的——都可以跟这个徒具形式的主权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恺撒时代的公民议事集会实际的重要性只有一端，就是由于在原则上它们保留了人民的主权，因而构成了一种保护措施，以防绝对统治。但恺撒却同时也恢复了古代国家法制的另一个箴言，即，唯一行政长官的命令，于其在任期间，乃是无条件有效的；立法权虽然只属于国王与公民之联合制定，但国王的敕令至少在国王退位之前是与法律平等的。

作为君主咨询机构的元老院

民主王因此至少在形式将主权分与了社团，但他却无意将权威分与以前统治机关——元老院。恺撒的元老院（和后来奥古斯都的元老院很不同）只是一个最高的国家议会，是恺撒向它征询法律意见的，用它的名义可以发布比较重要的行政命令；因为有些例子显示，有些命令以元老院之名发布，并载明此等命令在策划期间有某某元老在场，而实则这些元老连知都不知道。

元老院最原始的地位本来就是“思考性”的，后来它在“事实上”逾越了这个地位，但在“法律上”它仍当留在原位，因此把元老院贬回原位并无严重法律障碍。然而，事实上，恺撒却必须防范元老院的实际反抗，因为罗马元老院是反对恺撒力量的焦点，正如雅典最高法院与伯里克利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元老人数大为增加，至九百名——以前至多达到六百名，最近的战乱则使人数锐减——为了保持这个数目，每年指派的会计官——也就是每年准予进入元老院的分子——从二十增至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