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第二十七（第3/6页）

弗吉尼亚·伍尔芙每写出一部作品，首先关注的是朋友们的反应，尤其是被她称之为摩根的福斯特。她有阅读报纸的习惯，有关她作品的评论文字她一篇也不放过。她抽着烟，焦灼地搜寻着一个名字，喃喃地说：“摩根在哪里？摩根为什么不说话？”在她看来，如果摩根不发表观点，那么就意味着她的作品——尽管她呕心沥血——是失败的。

沃尔芙29岁发表了《天使，望故乡》，宛如“骤然间光芒四射的一场爆发”，震惊了西方文坛。他的故乡以他为荣，连他父亲的石匠大锤都特地造了纪念碑，镇中心的雕像正是他的天使，微张着翅膀庇护的样子。他死在巴尔的摩。在他生命后期，他向大学辞职，与情人断绝往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寓里住了下来，经过了十年井喷一样的写作后，撒手而去，死时只有38岁。在他逝世前，他反复重复一句话：“你不能再回家。”

巴甫洛夫是专心投入学术研究的典型学者，只专心研究，不注意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70岁以后，巴甫洛夫每天仍乘电车上班，有次电车尚未停稳，就从车上跳下来，跌倒在地，路旁一位老妇人惊叫说：“天啊！看这位天才科学家连电车都不会搭！”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问罗素：“你是否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解：“为什么你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如果我是，我就去当飞艇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名哲学家。”罗素说：“这个我不太清楚，但如果假期里你给我写一篇哲学文章，我读了后就告诉你。”一个月后文章送到了罗素手里，罗素刚读完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并向他担保：“你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名飞艇驾驶员。”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使聂鲁达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他说：“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

赛珍珠得到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说：“如果她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威廉·福克纳说，他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

1942年，美国数学家莱夫谢茨去哈佛大学作学术报告。伯克霍夫是他的好朋友，讲座结束之后，就问他最近普林斯顿大学有什么有趣的新闻。莱夫谢茨说有一个人刚刚证明了四色猜想。伯克霍夫根本不相信，说如果这事当真，他就用手和膝盖，直接爬到普林斯顿的大厅去。

“二战”期间，好莱坞对自己的影片在前方所受的夸奖与赞美喜形于色。华纳兄弟公司发表了军人来信，说该公司的《卡萨布兰卡》给远征北非的部队带来了欢乐。派拉蒙公司也宣布丘吉尔对他们的纪录片《醒来的岛屿》大为欣赏。米高梅公司的老板梅耶则逢人便说：丘吉尔亲自写信给他，夸奖他的影片《米尼弗夫人》“是最好的战时动员，抵得上100艘战舰”。

1945年，泡利终于拿到了那个他觉得自己20年前就应该拿到的诺贝尔奖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泡利开了庆祝会，爱因斯坦为此在会上演讲表示祝贺。泡利后来写信给玻恩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物理学的王传位于他的继承者。”

1947年，哈耶克组织了“朝圣山学社”，俊采星驰、群贤毕至，39名成员来自10个国家。据说哈耶克本人希望将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反对说：“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

1949年，福克纳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度不太相信，他喝得醉醺醺的。在真正启程去领奖前，他还在喝酒。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演说是诺贝尔文学奖最精彩的感言之一。他说道：“我拒绝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能够忍受艰难困苦，也终将会获胜。”“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