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第二十七（第2/6页）

有一次，三位记者不约而同去访问博格森。博格森正要外出，于是说：“请把诸位的来意和问题全都说出来。”他一面倾听，一面握笔疾书。当三位记者的话音刚落，博格森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面作出送客的姿态，一面向三位记者递去一张张纸，微笑着说：“你们所说的，以及所要的答案，我都写在纸上了。”

乔治·费多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成功地创作了许多滑稽剧，《马克西姆家的姑娘》一剧曾轰动一时。在他开始创作时，他很坦然地接受观众的冷遇。有一次，费多混在观众当中，同他们一起喝倒彩。“你是发疯了吧！”他的朋友拉住他说。“这样我才听不见别人的骂声，”他解释说，“也不会太伤心。”

1920年秋天，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海滨城市费奥多西亚被白军抓获，白军认定他是布尔什维克间谍，把他关入牢房。曼德尔施塔姆大声喊道：“快放我出去，我天生不是坐牢的。”

玻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曾经有人问玻尔：“你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奥威尔有一种平等精神。他写《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凯恩斯曾跟马克斯·普朗克教授一同进餐。普朗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普朗克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转告了一个朋友，谁知朋友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了。”

当卡夫卡的第一本书《观察》出版时，卡夫卡告诉朋友：“安德烈书店售出了11本。10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得到了那第11本。”说这话时他满意地微笑着。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写过一首长达30行的诗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完以后，感到很不满意，一年之中逼着自己改了两次，最后只剩下2行：“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执导了电影《战舰波将金》，卢那察尔斯基承认：“在俄国，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懂得这部光辉灿烂的片子所蕴有的全部革命力量和它所运用的新技巧。我们是从德国人的反响中才明白我们的电影艺术所取得的进步。”戈培尔说：“世界观不坚定的人，看了这部片子就会成为布尔什维克。”

庞德曾经想阻止艾略特发表一篇东西，告诉他说那是垃圾。结果，艾略特还是发表了，只是附上一篇前言，注明“庞德说这是垃圾”。

曾有人问马蒂斯和卢奥，如果你们流落在荒岛上，失去了一切，包括与人交流的希望，你们会继续画画吗？马蒂斯没有直接回答，却机巧地说：“没有一个艺术家会没有观众，艺术家总希望被人理解。”卢奥则说：“我会继续画画，即使一个观众也没有。”

1936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这届大会的亮点是颁发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章。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把2500加元作为基金交给大会，用以奖励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成就。这一奖章用14K金制成，正面文字是“超越一个人的个性限制并把握宇宙”，反面是：“全世界数学家一起向知识的杰出贡献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