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染第二十三（第2/6页）

1929年春天，伽莫夫回国了。在国内，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用当时报纸的话来说：“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解释了世界最微小的结构：原子的核。”“一个苏联学生向西方表明，俄国的土壤能够孕育出自己的才智机敏的牛顿们。”《真理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首打油诗：“人说苏联尽出傻子，有个家伙叫伽莫夫的确就在这里，这个工人阶级的笨儿子，竟然追上原子把它当球踢。……”

1929年，13岁的梅纽因首次在德国担任音乐会指挥。事后，爱因斯坦走到后台激动地拥抱他，发出感叹：“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

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当时的德、意政府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张则成功地做到了这些。墨索里尼的口号：“我们将使街道安全，火车正点。”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迪亚是西班牙的一座小镇，整个小镇以镇上的一座古老的教堂为中心，教堂旁边就是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墓地。如果没有格雷夫斯，迪亚或许就和马略卡岛上其他给百万富翁们度假的小镇没什么区别，格雷夫斯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这一切，她告诉他：“如果你站在这儿，就会感觉这是天堂。”于是1932年格雷夫斯携情人首次来到了迪亚，十几年后在此定居，迪亚就从一个富人度假的田园小镇变成了外国文人进行艺术交流的中心。

在一个美丽的秋天的日子，戈达德·罗伯特正坐在他家屋后的一棵树下读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大战：火星人入侵地球》。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仰望东方的天空时，我突然想，如果我们能够做个飞行器飞向火星，那该有多好！我幻想着有这么个小玩意儿可以从地上腾空而起，飞向蓝天。从那时起，我像变了个人，定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曾在1927年给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约瑟夫·萨尔，于1938年逃出纳粹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在这里问过一位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内容毫无所知的人为什么如此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从30年代到40年代，伊夫林·沃写作两种稿子：“为钱而写”的是报刊文章，“为智识阶级而写”的是小说。他自嘲说：“你必须把一半精力花在为报纸写稿上头，编辑要这些稿子因为有人买你的书，人们买你的书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

“二战”前的英法国民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爱德华·达拉第跟张伯伦一起参加了慕尼黑谈判，当他回到巴黎时，看到大批迎接他的人群，以为是谴责他的。当得知人们都是来欢迎他时，达拉第对狂热欢呼他的人群嘀咕道：“一群傻瓜！”

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麦考密克夫人曾就罗斯福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治国者的外貌作了比较。她发现后者为执掌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艰难时世令他们面容憔悴，过早衰老；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其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时局，他们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而罗斯福完全不同：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详。

“二战”期间，英国受德国空袭。有一次，丘吉尔曾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人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有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