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以国家之名（第4/9页）

但是，淞沪会战记录的也是中国空军短暂的辉煌。

除了在飞机数量上存在劣势，中国最吃亏的还是工业制造能力——我们根本造不出飞机。在日本不断研发和制造更新式的飞机背景下，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来自国外采购，自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由日本三菱重工自主研发，1940年开始服役的“零”式飞机是“二战”中日本著名的战斗机，曾以优越的性能成为中国空军心中的阴影，也给美国空军制造了很多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名中国飞行员可能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1937年11月28日，日军空袭河南周口机场，高志航冒着轰炸奔向自己的座机想升空迎敌，最终被炸死在机舱内。

不仅仅是高志航。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内，全部殉国。而中国空军第一批精英，几乎没有一个人活过1938年。

而在淞沪会战中，至少还有一名中国飞行员的名字值得铭记。

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淞沪会战开战的第四天，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日军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在报道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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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8日，松井石根稍微松了一口气。

松井石根此时的身份，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总司令。他之所以能松一口气，是因为接到了消息：日本第三师团已经从热田港搭乘军舰前来上海支援。

“中国已非昔日支那”这个观点，是松井石根一直想让日本军部大本营明白，却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松井石根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在日本军中又游离于“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外，所以高层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需要协调多个师团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但是，松井石根在临行前问上司杉山元讨兵，杉山却只肯给他两个师团。

松井一开始是想拿5个师团的，但军部大本营认为，“打支那，两个师团已经宽裕了”。

直到8月13日之后，在收到上海方面不断发来的求援电报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更让大本营震惊的，是那些从前方发回的电报和随军记者报道，无一不提到中国士兵前仆后继、完全不顾性命地拼死冲锋的各种细节。

日方终于明白过来：对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冲突，而是一次被压制多年的巨大岩浆的总喷发。

于是，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了狂热的出征场面——日本开始全面增援在上海的守军。

那些怀着一颗为天皇尽忠之心的日本士兵，在各个主要城市的港口开始登船，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短暂的迷茫和紧张情绪很快被两旁疯狂挥舞旗帜的日本民众驱散。

那些平日里温和敦厚的日本老百姓，高呼着“万岁！万岁！”，目送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父亲和兄弟踏上战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光荣地去为天皇开疆拓土，弘扬大日本帝国的威风。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中不少现在看上去还彬彬有礼的亲人，一踏上邻国领土，很快就会变成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人间恶魔。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