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朱元璋的“旁入公门”（第7/9页）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做‘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只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

在《大诰续编》中，朱元璋反复强调他在注释《道德经》中的话：“吾为政愈严，犯法者愈众。”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朕如宽厚行仁，人将谓朕不明于事；朕如加严，人又指之为暴矣。”从这样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的严刑峻法也是有些悔意的。重刑并不能完全把官吏吓得不敢去做错事，他敏锐地意识到权力再大也有其局限性。

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而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应该在这四个领域，各守其道，各尽其职。唯有如此，天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太平。而那些不在“四业”范围内的谋生者，大多数走的都是犯罪道路。“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他们大多是游手好闲的“逸夫”。那时候谁要想当个自由职业者，就要做好被官府抓捕的准备。在朱元璋看来，这些自由职业者只懂得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官家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老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一级级地向上申报。这种天罗地网似的人口摸排，使得潘富那样的在逃犯无所遁形。

为了杜绝类似潘富千里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受到株连的案件再度发生。朱元璋又做出了最为严酷的补充：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不可否认的是，陈寿六是个特例。和陈寿六这样幸运的成功者比起来，那些积极响应朱元璋号召，动不动就闯入那道“旁入公门”的门教训一通胥吏，最后因为这个被砍了脑袋的农民，在数量上也很可观。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也列举出了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朱元璋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也非常纠结，他一边在大肆宣扬陈寿六的榜样示范作用；一边又在提醒乡民们，想当陈寿六这样的明星是需要运气的，也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很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当然如果让老百姓用自己的一条命来换另一条命，这里就涉及到利益的交换边界。在封建官家制度里，官吏们手中握有对老百姓的伤害权，平民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就要通过自己的劳役或者交纳赋税来寻求生存权的赎买，这样就形成了交易关系。官吏的伤害权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对官家制度形成了一种约束。如果官吏越过这个边界，一味地榨取赎金，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的程度越深，老百姓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大。等到被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赎金勒得无法活命，反正总归一死，反抗就成为唯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