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朱元璋的“旁入公门”（第6/9页）

潘富还是具备在逃犯基本素质的，他在没有任何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一口气就跑到了千里之外。先是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等13家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境的广德县。不久潘富又流窜到建平县，缉捕的差役们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其递送回了溧阳，溧阳百姓朱子荣又将其暗地里递送到宜兴县。一次又一次，就这样，经过数次你递我送之后，潘富被秘密护送到了崇德县。

崇德县的豪民赵真家财万贯，蓄养了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常常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就藏匿在赵真家中。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将潘富暗地里递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们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们团团包围，直至杀伤人命才散去。

这件事越闹越大，最后不得不再次上报到朱元璋那里。朱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传令，将赵真及其同伙的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是参与围攻办案人员的，一律诛戮；沿途窝藏潘富，帮助其逃跑的107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也一并抄没。

一个小县里的小小污吏，在皇帝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竟然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连环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这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本来该死的只有潘富一人而已，结果就像滚雪球似的累积，最后因为这件事掉脑袋的人却接近上千人。一个小小的胥吏，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县里都有自己的死党和势力范围，豪门大户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与皇帝对着干。这样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到胆战心惊。由此也不难看出，明朝开国初年依然受到元代重胥吏而轻官员这一传统的流弊毒害。也难怪朱元璋会三番五次地在官员们面前强调元代亡于胥吏，看来这绝不是小题大做。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治理污吏这个问题上，朱元璋要发动朱寿六这样的群众代表。因为朱元璋明白，胥吏们的社会关系在民间已经错综复杂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单凭他这个皇帝和各级官僚的力量，已经没办法完全摆平胥吏集团。一个小县里的小小污吏潘富，就能搅动的四方为之奔忙，官府奈何不得。朱元璋来之于民间，也了解民间的力量有多大。

朱元璋从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就在琢磨，如何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每一寸角落。客观地说，朱元璋是这么想的，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可以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老百姓的个人日常生活干涉得最深入的一个皇帝。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第一次提出了让老百姓“互相知丁”。从章程颁布之日起，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要对自己的左邻右舍做到知根知底。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不能像今天，我们住在一栋楼里，门对门都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因为这么发展下去，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破坏性社会环境。社会生态极其缺乏活力，每个人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身份和职业当中，想动一动都不可能。

这种弊端，朱元璋不可能想不到。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延伸自己的“权力触角”。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到“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联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