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9/12页）

英国学者阿列克·海亚特·金（Alec Hyatt King）评价说，主导多伊奇工作的，是他“对基于音乐史真相的事实和视觉呈现的热切关注”。由此，多伊奇不可能任由纳粹扭曲莫扎特的形象而不闻不问。[359]他对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系有着深入的了解，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用坚实的知识来驳斥任何在这事上误导公众的企图。不可避免地，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和她的圈子策动的反共济会宣传对他发动了特别攻击。1933年，他在《大众音乐报》撰文，强烈驳斥鲁登道夫的论断，即舒伯特是被共济会兄弟下毒谋害才早逝的。[360]1937年5月，他再发长文，谴责玛蒂尔德在《莫扎特的生平和暴亡》一书中坚持阴谋论，认为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导致莫扎特早亡。当时，离纳粹占领维也纳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发表这样的文章在政治上极为敏感，因此，该文只匿名刊发于《奥地利风暴》（Sturm über Österreich）期刊也就不奇怪了。多伊奇在此文于1942年以英译形式重发于《音乐评论》杂志时表明了作者身份。[361]

多伊奇虽然攻击了玛蒂尔德·鲁登道夫，但他很小心地没有公开谴责奥地利非犹太音乐学者为纳粹卖命。然而，一旦有机会，他也会以他那为人称颂的机智批判那些把他逐出祖国的人。在1941年致《音乐人文》编辑的一封信中，多伊奇简述了海顿《玩具交响曲》（现认为是利奥波德·莫扎特的作品）的历史。这部作品在18世纪以“贝希特斯加登交响曲”（Berchtesgaden Symphony）之名为人所知，因为那是木刻玩具和儿童乐器的生产地。鉴于读者完全清楚纳粹和贝希特斯加登的关系，多伊奇特意加上一句“也许有一天，海顿的《玩具交响曲》会当作一部‘告别交响曲’在贝希特斯加登上演。要是这样，谁会不想在现场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交响曲’，甚至亲自参演，吹起他小小的号角呢？”[362]

尽管多伊奇并未受到纳粹对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那样的恶毒攻击，他还是在《新莫扎特年鉴》1941年至1943年的几卷中被反犹主义污名化。每次提到他的研究，他的名字后面总是跟着一个括号，内书字母J，表示犹太人（Jew）。此外，1943年由多布林格出版社（Doblinger Verlag）出版的新版莫扎特手书作品分类目录中，有一篇由编者艾里希·缪勒·冯·阿索夫（Erich Müller von Asow）撰写的介绍性文章，尽管大量引用了多伊奇在1938年所做的重要文献研究，但没有提及这是这位先行者的学术贡献。不幸的是，此书1956年重版时，亦未纠正这个错误。

另一个流亡人士和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在同时研究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系，这就是保罗·奈特尔。奈特尔在纳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于1939年移民美国，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任学术职位。奈特尔原是捷克电台德国分部的前总监，此前在布拉格工作、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两本关于莫扎特的重要著作：《莫扎特和君主的艺术：〈魔笛〉的共济会根基》（Mozart und die königliche Kunst：Die freimaurerische Grundlage der Zauberföte，1932）和《莫扎特在波希米亚》（Mozart in Böhmen，1938）。显然，这两部著作所涉及的莫扎特研究领域（共济会和他对捷克人的倾情）对纳粹来说在意识形态上很敏感。

奈特尔移民后最初几年所写的关于莫扎特的文章里，这两个主题也占主导地位。一篇题为《莫扎特和捷克人》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文发表于1941年7月号的《音乐季刊》（Music Quarterly），开篇就描述了1937年的布拉格音乐节——这次音乐节庆祝了《唐·乔万尼》首演150周年。奈特尔提醒读者说，在莫扎特生前，只有布拉格——这座“呼吸着一定自由空气”的城市——的人民才“完整地”懂得“莫扎特晚期作品的伟大”。[363]这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莫扎特的波希米亚同时代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年轻一代波希米亚作曲家的深刻影响，如托马谢克（Václav Jan K titel Tomášek）。奈特尔总结道，这是“一个经典范例，说明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就像其他民族互相之间——在文化互相依靠、互相影响。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理应牢记的范例”[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