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8/12页）

希尔施虽然为这些障碍深感焦虑，但并不打算放弃这个珍贵的念头。他坚决要出版自己的版本，在1942年把爱因斯坦撰写的项目介绍投给了《音乐评论》。[351]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它刺激诺维洛马上和希尔施签订了最终的合同。

1939年1月7日，希尔施致信理查德·卡佩尔，他坦陈“这十首四重奏几乎是我的至爱，有朝一日”能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一流权威”合作“出版它们是我多年的希望”。[352]当希尔施和爱因斯坦的合作成果历时11年、最终于1945年、正好在纳粹战败之时问世时，可以想象他们获得了怎样的满足感。

两位莫扎特专家：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和保罗·奈特尔

在这一时期，奥地利音乐学家奥托·埃里希·多伊奇可以公正地声称自己在莫扎特研究的开拓性上仅次于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多伊奇在维也纳大学和格拉茨大学学习文学艺术史，在事业早期，1909年至1912年间，他是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院的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维也纳作为独立学者和批评家艰难维生，在1928年因开拓性的舒伯特研究而获得“教授”这一国家荣誉称号，并被富有的荷兰音乐图书馆学者和收藏家安东尼·范·霍博肯（Anthony van Hoboken）聘为其私人图书馆的管理员，从1926年干到1935年。[353]

德奥合并后，多伊奇遭受多次重创。他是犹太人，因此被剥夺公民资格，禁止以任何形式正式工作，不时被盖世太保骚扰。尽管他握有许多著名学者同行的推荐信，但几次在美国找图书馆职位却均告失败。最终，当他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能够在1939年末赴纽约公共图书馆任职时，欧洲已经开战。绝望之中，多伊奇成功获得伦敦的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的资助，获得去英国的临时签证，以期最后能移居美国。

多伊奇1939年7月按期到达伦敦，后定居剑桥并在剑桥和保罗·希尔施幸运地重逢。[354]但是，随着战争爆发，他移居美国的计划只能落空。次年，作为敌国公民，他被关押在曼岛，再次受辱。[355]然而，尽管遭遇这些困难，他也没有获得永久的付薪职位，多伊奇在英国待了11年，在1952年回到维也纳。获释后，他得以重续学术工作，深入研究舒伯特、亨德尔和莫扎特。大部分研究成果都见于他撰写的这几位作曲家事无巨细、严丝合缝的纪录型传记。这些传记在1946年到1966年之间出版。[356]

多伊奇在对舒伯特展开开拓性研究的同时，对莫扎特的兴趣也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两篇重要的论文里探索了这位作曲家传记书目的几个特定方面。第一篇与塞西尔·欧尔德曼合著，关于莫扎特生前出版作品的乐谱版本，刊发于1931—1932年的《音乐学时报》。这篇文章对爱因斯坦修订克歇尔目录的工作来说是一份特别有价值的学术资源。[357]几乎与此同时，多伊奇研究了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系，见1932年的小书《莫扎特和维也纳的会所：对他共济会作品历史的研究》（Mozart und die Wiener Logen：zur Geschichte seiner Freimaurer-Kompositionen）。1936年，他和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合作编辑了利奥波德·莫扎特的《致女儿书》（Briefe an seine Tochter）。在离开奥地利前夕，他编辑并评注了由维也纳出版商赫伯特·莱希纳出版的两本插画精美的莫扎特手稿摹本：1937年春出版的《三首春天的歌》（Drei Lieder für den Frühling, K.596—598）和1938年出版的《本人所有作品编目：手稿摹本》（Verzeichnis aller meiner Werke：Faksimile der Handschrift）。后者尽管只印了200册限量本，但这份文件和多伊奇的伴读文章还是具有足够的话题性，《伦敦时报》和《纽约时报》都发表了详细书评。[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