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第2/16页）

安德莱斯对达·蓬特的评判模棱两可，而莫扎特专家威利·梅克巴赫（Willy Meckbach）则愿意为达·蓬特说些好话。在他发表于1938年6月号《大众音乐报》莫扎特专刊的文章里，他不同意达·蓬特“轻佻肤浅的性格”对莫扎特的成就有害，让莫扎特和一个真正的德国诗人合作会更有利的结论：

是达·蓬特而不是歌德成为莫扎特的剧本作者，真的是这么大的灾难吗？我们难道不应该为获赐《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这样的作品而感到愉快并感恩吗？贝多芬说他无法为这样的文本配曲，而莫扎特完美地做到了。[145]

埃贡·冯·科莫尔任斯基在1941年的著作《莫扎特：一个德国艺术家的使命和命运》（Mozart：Sendung und Schicksal eine deutschen Künstlers）中也有类似的态度。尽管他几乎没有非常详细地讨论莫扎特和剧本作者的关系，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断言莫扎特“能结识戏剧诗人达·蓬特是幸运的”[146]。在某些方面，科莫尔任斯基对达·蓬特的辩护比梅克巴赫更勇敢，原因很简单：他的书出版的时候，官员圈子对书籍描写犹太人的方式有了更细致的检查。

然而，梅克巴赫和科莫尔任斯基对达·蓬特的描述是个例外。作者们通常跟随《人民观察家报》设下的趋势，用最坏的笔法描述他。阿尔弗雷德·布尔加茨（Alfred Burgartz）在1941年写道，这位剧作者表现出典型犹太人的钻营和无德，安德莱斯已经强调过。为加强这种倾向，布尔加茨画出一幅令人倒胃口的肖像，不仅对达·蓬特的性格，也对他的生理外形指手划脚：

他是个冷酷而虚弱的人，鼻子稍有些勾，嘴唇薄而恶毒。他是个早就过气的演员，肩头搭着宽袍，头上顶着小撮乱发，还落到没有牙的脸上——他头形细长，眼睛大，高傲而卑鄙的目光从深处望出来。[147]

在攻击达·蓬特的身形和性格之外，贬低他的作品也是有必要的。《女人心》轻而易举就成了靶子。在19世纪时，它的道德观就被一些名家——如贝多芬、瓦格纳和批评家爱德华·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质疑了。[148]在这一点上，即针对这部歌剧词曲之间明显的不协调，纳粹反对达·蓬特的议程竟和长期以来对他的批判真的一致了。这一批判话语，其源头可追溯到传记作家弗朗茨·尼梅切克（Franz Niemetschek）在1798年的那个常被引用的说法。他对莫扎特“竟降格到为这种轻浮的、七拼八凑的剧本浪费神圣的旋律”非常震惊。[149]在同一段里，尼梅切克开启了另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他说，作曲家当时没有全身心投入这部歌剧，他接受这部作品的创作委约是被迫的，因而“出于责任而为剧本配了音乐”。这种说法影响了《女人心》一剧在整个19世纪的接受。[150]

这个神话——莫扎特没有在这个特定的歌剧项目中与达·蓬特热情合作，以及剧本中显而易见的肤浅，在第三帝国时期依然占据主流话语。[151]例如，汉斯·恩格尔于1944年谈到这部歌剧时，把达·蓬特“不道德和难以想象的”文本痛贬为残次品，“满地都是令人困乏的重复”。他质疑达·蓬特是否有能力把握这样的素材，总结道：“这个剧本的标志性特点并不是机智的小打小闹，而肯定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肤浅和庸俗。”[152]

其他人，比如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Hans Joachim Moser）和利奥波德·康拉德，则和恩格尔一样蔑视达·蓬特对这部歌剧的付出。莫泽尔攻击剧中交换伴侣的情节和对女人的取笑，说这是愤世嫉俗，但又说莫扎特的音乐把这等素材提升为高贵而伟大的东西。[153]康拉德的论述颇为不同。他承认达·蓬特的技巧有弱点，也赞扬莫扎特音乐的品质和灵感；他把问题更多地归咎于约瑟夫二世统治末期那普遍腐化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