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第15/16页）

莫泽尔《伊尔迪科与埃策尔》之所以失败，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大概和戈培尔1934年9月颁布的《帝国音乐局官方通报》（Amtliche Mitteilungen der Reichsmusikkammer）有关。这份指令严肃批评任何肆意改变旧作文本的做法。此前，诗人赫尔曼·布尔特（Hermann Burte）把巴赫康塔塔《基督躺在死亡的枷锁中》（Christ lag in Todesbanden）的文本改成对丧命一战的士兵的颂歌，引来强烈反对。若以此例见，莫泽尔推出他的改编时，这一反对仍有效力。[233]

然而，四年后，对这种做法的意见氛围发生了变化。讽刺的是，造成这一变化的是宣传部的工作以及它成立帝国音乐改编组一事。此时的工作重点是莫扎特的《安魂曲》。1940年10月，在评论该作的一份新的声乐谱时，赫伯特·盖里克敦促说，该作未来的版本应去除和礼拜仪式的关联，要用德语译本代替拉丁语文本。[234]巧合的是，几个月后，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音乐教授赫尔曼·斯蒂法尼（Hermann Stephani）提议“清除”莫扎特《安魂曲》中的希伯来词，在采纳盖里克的建议上更进了一步。斯蒂法尼在一篇短文中提出建议——此文在《音乐时报》和《音乐》上同时发表，可见他这个想法所具有的权威性：

莫扎特的《安魂曲》是纪念挚爱亡灵的那些弥撒中最深刻、最动人的一部，不应该因为含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正确的小段文字就将其压制。我因此建议做出如下改动：用“在天堂之上赞颂主”（Te decet hymnus Deus in coelis），而不用“在锡安”（in Sion）；用“这是你永久应许给世代信众的”（quam tucredentibuspromisisti in sempiternum），而不用“这是主从前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quam olimAbrahaepromisisti et seminieius）；用“吾主，万能之神”（Dominus Deus omnipotens），而不用“万军（之神）”（Sabaoth）。[235]

必须强调，斯蒂法尼所做的修改，在1941年之后并未被所有的《安魂曲》演出采用。1941年在维也纳举办的德意志帝国莫扎特音乐周里，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的最后几场演出，节目册里用的是莫扎特原版用的词；由此可见，富特文格勒对斯蒂法尼的修改不感兴趣。但在柏林，合唱指挥布鲁诺·基特尔（Bruno Kittel）特别积极地启用新文本。此人常和富特文格勒的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此类作品。1941年秋，基特尔签约德意志留声机公司，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和布鲁诺·基特尔合唱团录制莫扎特的《安魂曲》。这个录音证明，基特尔一字不漏地遵照了斯蒂法尼对《安魂曲》文本做的修改。[236]

几乎可以确定，《安魂曲》是第三帝国期间莫扎特最后一部因意识形态原因而被改写的大型作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由于整个国家生存艰难，工作重点落到保卫德国文化遗产上。《战时音乐》（Musik im Kriege）编辑、与泰奥·施腾格尔（Theo Stengel）合著《音乐界犹太人辞典》（Lexikon der Juden in der Musik）的赫伯特·盖里克自告奋勇地保护这份遗产。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主持收缴和强行收回有价值的手稿，让它们回到德国。这包括之前为犹太人所藏或者在占领区图书馆收藏的许多莫扎特的手稿。他也监视着事情的动向，以确保德国音乐不再被沾上新的犹太污点。1944年春，盖里克过问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音乐学争议，即莫扎特《摇篮曲》“睡吧，我的小王子，睡吧”（Wiegenlied“Schlafe mein Prinzschen, schlaf ein”）的作者到底是谁。在19世纪末，马克斯·弗里兰德发表了一篇文章，其证据显示，此曲作者是伯恩哈特·弗里斯（Bernhard Flies），一个在柏林的业余音乐人，而不是莫扎特。[237]1937年，莫扎特专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全本克歇尔目录第三版中支持了弗里兰德的判断。但是，盖里克在查阅1873年版的《音乐对话辞典》（Musikalisches Konversations Lexikon）后发现弗里斯有犹太血统。他怀疑这是犹太人的共谋，要把一部广受欢迎的莫扎特作品划归他们所有，便对此曲的创作者身份被犹太人攫取的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