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9/10页）

前边所谈的文学现象、理论现象、出版现象——广而言之，文化现象，形成于上海，如形成于香港一样自然。实际上那现象比香港还生动、活跃、色彩斑斓，因为香港当年不曾云集了那么多的文化知识分子，仿佛全中国的老中青文化知识分子多数集中到上海了。

后来相对于“京派文化”的“海派文化”之说，细思忖之，其基本特征，或曰与“京派文化”的最大区别，似可概括为“自如”二字。此特征，即使在论争最严肃并且似乎特重大的问题时，也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而不会出现什么黑云压城更不会出现什么剑拔弩张的局面。

似乎也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上海，“大清”已名存实亡了。

抚去文化的文艺的现象看旧上海，其当年的全貌像当年的旧中国一样，也分分明明地呈现着撕裂状态。

英国作家阿尔多斯·哈克里斯曾这样评说上海：“没什么地方有比那里更刺激的生活可以想象了。”

20世纪20年代时，上海已近三百万人口。

它有众多的企业家、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具有各种主义和思想的青年、大学生。

作家、画家、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估计并不少于纽约、巴黎。

80年代，外国电影史学者看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惊叹水平之高完全可与当时的国际水平相提并论。

当年，全中国一半以上的公交车、私家车在上海。

它是经营着全中国一半以上对外贸易的巨大港口，有中国最大的船坞；

它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业与金融中心；

它拥有中国一半左右的工厂，四万多名工人；

外国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融入上海经济链条。

上海发电厂是旧上海活力的象征，茅盾的小说《子夜》描写过其厂房顶上的霓虹灯光，火红与荧绿色闪烁着几个英文大字——“光明、热情、权力”。

它是大量小商人、小店主和代理商的温床。外国商业大亨和形形色色冒险家的涌现，使上海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光环之外，又佩戴着殖民地现代化的徽章，而租界是那种徽章的城市造型。仅法租界就五十万人之多，但法国人只不过一千四百多人，外国人总数不超过两万——这从一个侧面可见上海当年的富人之多。

但当年上海的穷人更多，成千上万人租住在污秽不堪的河流上的小船舱中；工人们往往三代居住在小巷口的旧危房中，露宿街头的乞丐比比皆是。他们像牛马一样劳动，挣少得可怜的钱，完全没有尊严和生命保证可言。纱厂里的女童工们经常被热水烫伤。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这么写——看到有起码一百个婴儿在弥漫的水汽中躺在长凳上，而他们年轻的母亲是贿赂了工头才将他们偷偷带入车间的，她们没办法。

穷工人的出路几乎只有两条——要么加入黑帮寻求庇护，要么暗中接近共产党发誓改变社会。

那名外国记者引用外国谚语说：“上海是由一层厚厚的地狱和一层薄薄的天堂组成的。”

如果说上海发电厂当年由霓虹灯组成的“光明、热情、权力”象征着一座城市的貌相，那么，它只实现着极少数人的梦想，与众多中国人的梦想是无关的。

全中国的人都没想到，辛亥革命会结出袁世凯称帝的劣果。牺牲了那么多仁人志士的性命，流了那么多好男儿的血，用民间的话说：“不承想弄出了个这！”

严复对“大清”的感情并不比王国维浅；他是连君主立宪都不赞成的人；他当清朝的官当得很有感觉，也很尽职；他主张改良，而改良是为了“大清”能重新强大起来；他认为比起元、明两个朝代，清朝的总体表现是不错的，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并非是暴政凌民的一贯统治；他为“大清”的灭亡扼腕叹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诅咒梁启超这个君主立宪主义者罪该万死——“小说救国论”实际上起到的是使“大清”速亡的“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