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10/10页）

梁启超得知后反唇相讥：是他翻译《天演论》先带了个坏头！

而在王国维看来，他俩是一路货色，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而在北伐革命将士看来，大时代的潮流当前，文化只分三类——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三人都介于不革命和反革命之间。

后话是——王国维的死，与自己心谙此点不无关系；傅斯年主持民国政府中研院，为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向财政部打申请补助的报告时，还不忘在文中加了一句：“人家的父亲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其在文化传承方面毕竟多所作为。‘逻辑’一词是其发明，仅此一点，即可谓贡献……”

“敌人”二字，意味着在国民党核心人士那里，前账是无法忘记的。但傅氏毕竟非是彻底的政治动物；相反，是骨子里的知识动物、文化动物，故其看人，首先还是着眼于知识与文化方面怎样，不能不令人觉得可爱。

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不但连自己明知是共产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也聘用，连死不悔改的保皇人士辜鸿铭也“收编”了过去，其为民国所做之“文化统战”工作，真是堪称卓越。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开了中国人一次冷玩笑；如果说北伐又使国人看到了国家翻开历史新篇章的希望；那么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则一下子使中国跌入了“革命”后的恐怖深渊。

上海曾经“自如”发展的文化局面，从此戛然而止。“海派文化”也随之面目全非，仅成历史话题矣。

连当时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新感觉派”的主力作家们，都因那“恐怖”的气氛而离开上海，各奔一方了，足见那事件对于文化人是多么巨大的刺激。

是故——被国民党人视为“敌人”的梁启超们也罢；被共产党人视为“敌人”的胡适们也罢；先被国民党视为“敌人”后来又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许多文学的文化的人士也罢——说到底，其实都不具备成为任何政治集团的敌人的能量。

单靠文学、文化肯定是强不了国的。

若一种政权瓦解了，如清朝、如民国，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文学、文化起了破坏作用；一定有其自身不可救药的原因。

举凡革命，则必号召暴烈的行动，否则无法制胜；而举凡文学，大抵遵循人性立场，违背则遭谴责——此二者之核心主张的根本区别。

举凡革命，皆需昭示理想，于是必维护高尚激情；而举凡文学，总是面向民间，于是每见现实之常态——此二者之“规定行为”的不同。

即使拥护革命如雨果、高尔基者，后来都与革命发生意见分歧，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原因。

“存在的即合理的。”——此言不但适用于解释革命，也同样适用于解释文学、文化。

21世纪的中国，若能以超乎以往任何时代的包容性看待文学与文化，则新时期之新又加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