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6/10页）

10月21日，中革军委鉴于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进入资溪桥地区，判断其刚刚进入，应有可乘之机，决定再次实行围点打援，命令：“方面军以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周敌堡垒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57]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发动进攻，同时以红三军团主力集结于洵口、石峡地区，红一军团集中于湖坊地区，战役目标是希望通过攻击牵动对方，“以极大的机动迂回敌之翼侧后方及间隙中积极活动，以迫其与我作野战而全部消灭之”。[58]时任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记载：“敌周纵队在资溪桥、薛纵队在潭头市、硝石之线，我军有消灭该敌之目的。”[59]但是，国民党军在此线有10个师左右兵力，红军虽然集中了三、五军团主力部队及一军团部分部队，人数上仍然不占优势。周浑元纵队在资溪桥筑成坚固防御阵地稳守，驻守潭头市的薛岳纵队主力亦不轻动，“十分谨慎，出击的机会很少，即出击亦是小部队短距乘隙袭击，即集结两三个纵队多半取步步为营稳进办法”。[60]红军连攻4天，既不能奈何资溪桥，也没有调动敌人，反而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之间，十分被动。

24日、25日，彭德怀、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在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恳切建议：“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61]此时，由于赤白对立等问题的影响，红军前出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当时，红军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62]红五军团十三师报告：“每团都有拖枪逃跑的。”[63]这都是作出战略决策时不能不认真掂量的重要因素。中革军委对彭、滕强调的这些困难不以为然，认为：

敌人占领资溪桥一二天后，我东方军即到达资溪桥的东南，在这个时间内，敌人能构筑不可进攻的堡垒吗？这是不可能的。有支撑点的坚固堡垒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在二三天之内，敌人只能构野战式的简易堡垒，并只有供给有限的部队（至多半师）。这种堡垒不是不可征服的障碍，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64]

但面对资溪桥连续攻击四日未取得进展、部队损失严重的现实，仍不得不同意退出战线，东方军回师江西后的初步攻击未获成效。红军将领回忆：“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65]陈诚则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报称：“此间前日匪攻资溪桥（南城光泽间），匪伤亡颇巨（约三千）。我军仍照原定计划，先筑碉堡，实行封锁，再设法歼灭之。”[66]

（3）浒湾、团村之役

硝石之战后，中革军委虽判断红军已经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仍不愿立即退入苏区基本区作战，而是要求继续在苏区外围打击敌人，期望在运动中寻得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机会，规定三、五、七军团组成的东方军“要由目前期待机会的状态逐渐转入进攻敌人突击队翼侧动作”，一、九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粉碎抚河西岸及抚河西的敌人”。[67]几次战斗不果，中革军委不免显得急躁，提出：

我们在运动战的条件中，如果在原则上也拒绝了进攻敌人的堡垒及野战阵地，这是我们战术的极大错误。我们应经常争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其移动时，然而，敌人新的战术的逐段跃进的移动，一到达指定地点就立刻构筑阵地，并且从其野战阵地出来进攻，一到退却时则缩入于堡垒里面就防御起来。因此，在敌人移动中消灭他的可能渐渐减少了。今后我们可能只消灭敌人的小部队，而其大部队差不多经常是逃脱了的。进行战役而限于这种战术的胜利是不够的，必须突击敌人的主力，追击他并且彻底消灭他才可了事。[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