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作作风问题的滋生（第3/3页）

一些地方干部特殊化现象也在滋生，即便像优待红属这样严肃的政治活动也有人借机营私：“宁化各级苏维埃压迫群众替自己工作人员作过分的劳动，而红军家属反得不到优待。”[55]宁都某区政府“对自愿的当红军的反不替他耕田，并且说谁要你去当红军，而对强迫命令去当红军的才替他耕田”。[56]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自愿当红军的不属指标范围。博生县苏工作人员的优红工作严重流于形式：

某天到城市流南区流南乡去实行“礼拜六”，大概是九点钟才从县苏起程，到流南乡已经差不多十点钟，找了乡政府和代表带到红军家属的地方已经十点半钟过了，在田野中还没做到两点钟的工夫，县劳动部有一个同志发了“摆子”，如是找着那村的乡代表，要他立即找担架将病人抬进城去。那位乡代表的回答是很实际的：“你们这样优待红军家属太形式了，没有做到两个钟头的工夫就要找担架，你们不来还免得我们麻烦。”[57]

粗暴的工作作风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58]于都“寨下区发生反革命收缴保卫局的枪支，捉区苏主席，苍前区发现反革命的标语，小溪罗江等区反革命分子能够回来，公开宣传要群众把已经买了的公债退还政府，强迫乡苏代表收回公债，反对推销公债”。[59]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回忆，粤赣省的罗田甚至发生红军“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60]的恶性事件。这种情况虽不是普遍现象，但群众正面支持的减弱却是不争的事实，安远、寻乌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61]群众支持度的下降，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2]的红军展开反“围剿”作战，应该是不小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