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15/17页）

[236]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25页。

[237] 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见《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

[238]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239]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2页。

[240] 南汉宸：《财经工作的几个基本方针》，《斗争》第4期，1947年11月30日。

[241] 《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

[242] 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时间不详，第13页。

[243] 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第107页。

[244]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印，1986，第138页。

[245]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印，1981，第320页。分浮财以启发群众参加运动的办法直到1940年代末的土改时期仍为中共所使用，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见《茹志鹃日记》，《十月》2000年第4期，第64页。

[246]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第127～128页。

[247]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

[248] 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

[249] 《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印，1947，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250] 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1934年11月24日《益世报》。

[251] 刘长风：《苏维埃女工的话》，《红色中华》第159期，1934年3月8日。

[252] 《兴县五区石门庄错订成份与改正和退财物的经过》，《土改通讯》第10期，1948年3月25日。

[253] 〔美〕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第421页。

[25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52～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