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第4/7页）

伍利芝兵工厂与皇家海军造船厂仍然为军备升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很少进行重大技术革新。极少数的例外，如怀特黑德的自行鱼雷，是在发明者已经完成研制工作后，出于爱国心将发明奉献给陛下的海军部，才交由伍利芝生产的。倘若发明人援引专利法，自组公司生产，或高价售予民间企业生产，伍利芝也无可奈何。事实上，大多数发明家都作了后一种选择，如同名机关枪的发明者马克辛爵士及其公司。与常见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词接管私营企业相反，一再出现政府军火专家弃官下海自制军火或投入私人军火公司任要职的场面。如海军上校阿斯特利·库柏·基爵士成为新建的诺敦费尔德公司董事长，海军上将柏西·斯科特爵士将业余发明出售给维克斯公司，海军上校安德鲁·诺布尔投入阿姆斯特朗公司，最终升任该公司领导人。此类行为模式在某些国家必然引起叛国罪审判，尤其是上述私人企业经常将新式武器售予外国，包括那些对英国远不是友好的外国。然而在英国却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使得军方获取新武器的速度比自行生产更快，在研发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角色的授意技术尤其有赖于此。

所谓“授意技术”，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军方为私营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证，军方技术专家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体要求，由公司工程师自行设计，公司自行生产。因而就结局而言，发明是有计划的。战略与战术计划决定了武器发明而不是相反。高风险、零星产生的个人发明家模式显然不能因应全民战争的需要。随着开发成本锐升，发明家日益让位于集体发明流水线。速射炮的发明就是这一模式的例证。费希尔的密友瓦瑟尔对这一武器设计起了关键作用，而最终成品的改良有赖于诺敦费尔德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竞争。军方专家完全可能独立完成最初设计，但皇家兵工厂很难做到两家私营公司为争胜而实现的多重改版。仅在1894—1914这十年时间内，皇家海军舰只的航行时速提高了一倍以上，为费希尔体系作了极为有利的证明。

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目填补漏洞。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很难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富人为原则的歧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置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倾向。1911年8月18日，上议院对劳合·乔治提案的否决被推翻。此案自身就创造了一项新的成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了，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漏。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向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义世纪不待外敌，自身已是油尽灯枯了。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13]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满意地回忆：大家原先争论无畏舰该造四艘还是六艘，妥协的结果是决定造八艘。（《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温斯顿·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