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第3/7页）

色当为欧洲换了一个男主人，也就宣告了滑铁卢与维也纳体系为大英帝国提供的战略安全期已经接近尾声。最终决定因素在于：工业革命循其自然之势，已由不列颠列岛向全世界扩散。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长期折磨国家的政治动荡，迅速回到柯尔贝尔主义以国家干预促进军事-工业发展的老路上来。巴黎战略家运用拿破仑的记忆和拉丁大家庭的发明，流露出廉价击破七海霸权的古老诱惑，唤醒了曾被纳尔逊驱散的布洛涅大军带给拉芒什海峡的恐怖。然而，真正的噩梦还要等到老家长维多利亚去世才会开始。这时，表兄弟特德和威利分别登上温莎和波茨坦的宝座，费希尔与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得以大显身手。不过，这一次在帝王和军人的背后，站着旭日东升的摩洛克（Moloch）巨神——普选制-大众民主-群众性民族主义。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因此悲叹：弱势政府正在受到强势民族主义驱动。斗争不再是王室、贵族之间的费厄泼赖式竞技，而是全民族与全民族之间“胜利或毁灭”的总体战。永别了，金锦原的豪侠义烈！永别了，绅士贵族的欧洲！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骑在世界精神的骏马上，日耳曼的组织天才通过军事-工业共同体发现自我，势将一雪洪堡与拿破仑带来的西方文化入侵之耻。强大的劳工组织应验了倍倍尔对铁血首相的预言：社会主义是军国主义的预备学校。德国自由主义在左右两线夹击下，像她的保护人弗雷德里希·威廉太子一样短命。斯宾塞与穆勒的英国站在自由主义历史抛物线的顶点；公学男子汉对“不受律法的下流人”（吉普林的诗句）满怀鄙视与厌恶，注视这头怪兽的成长。厌恶，是的；但不是逃避，英国的骄傲就是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事情。

1884年格莱斯顿改革为“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的有产阶级选举制钉下了第一颗棺材上的钉子，此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自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军国主义的大门自此打开，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难以否认：正是大众民主扮演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角色，以善心铺平了通向世界大战之路。风云人物费希尔（此刻不过海军上校，朴次茅斯海军炮术学校司令官）正是在这一年初试牛刀，为伍利芝兵工厂的设备更新大上条陈（一切开支归于以大众民主分水岭而名垂竹帛的《1884年格莱斯顿预算案》）。不过，维持伍利芝兵工厂与民间企业的公平竞争仍是他的基本初发点，法德两国的战略家大概不会受这样明确的价值偏好牵制。

以皇家海军为例，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费希尔军工体制对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及对公平竞争理论（即1886年承诺：海军军械局有权向私营厂商购买任何产品，只要比皇家兵工厂交货更快或保价更廉。此时的海军军械局长正是费希尔本人）的留恋可以说为英国免疫了一切分利集团中最危险的一种。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承诺为初始条件敏感性[12]、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活证据，奠定了私营军火商对皇家兵工厂的长期优势。由于战舰装备代表了当时的高新科技，巨型后膛炮、炮塔及其他复杂设备无不需要巨额预付资本，大规模技术升级需要研发基金——风险投资尚不计入，以规模经济保证利润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皇家兵工厂以本国政府为唯一买家，市场天然狭窄，不能推行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应上扬，不能与那些（不爱国地）为全世界市场生产的民营企业作有效竞争。此类劣势尚有循环扩大之势，海军当局日益倾向于简捷而可靠地购买阿姆斯特朗公司或维克斯公司的现成产品，不乐于拨款等待皇家军工厂缓慢、昂贵而不可靠的开发项目。其结果，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军事技术革命与皇家军工厂无缘。于是，1886年游戏规则为皇家海军与民间企业的长期合作模式确定了轨道，从此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国有重工业利益集团挟制国家命运的乌云又一次远离北海，飘向欧亚内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