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22/22页）

与斯图亚特王朝大体同时，欧洲大陆正在经历“罗马的第三次征服”（第一次是共和国的军团、第二次是罗马天主教会、第三次是罗马法）。新兴的绝对君主争相引进罗马法（及其预先设定的理性官僚国家模式），废除各地的习惯法。至少在德国北部，这些被抛弃的习惯法与英格兰的普通法系出同源，面目雷同。它们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爱德华·柯克爵士提供理论总结，没有一个长期国会为它们提供政治地位。

绝对主义国家或施密特所说的“立法国”的背后是唯理主义哲学，它大体上沿着绝对理性的路线发展，演绎高于归纳。绝对理性渐渐替代了神的位置，在笛卡尔手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手中将“历史体现神意”修改为“历史体现绝对理性”（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性）。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一路线的旁支，只要把“神意”与“历史必然性”相互置换一下，就可以得出图解式历史唯物主义了。对于唯理主义而言，绝对理性是纯净而高级的真理，世界历史（经验主义哲学称之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因此是智慧的来源和有限理性的母体）只是混杂而低级的客体。全能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是绝对理性的化身，设想自身是外在于社会且高于社会的游离体；不是身体中的大脑而是汽车中的司机，不仅能消极地利用先在的（身体）条件，而且能积极地利用外在的（汽车）条件而不会伤及自身。外在的、先进的、理性的国家－设计者对社会－客体进行改造和提升，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彼得大帝、斯大林和无数相信富国强兵、落后就要挨打的启蒙者。

我们通过选择自己的神明选择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