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21/22页）

然而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其程度往往超过有自由和法权的阶级社会。因为在没有法统和法权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社会规则的限制或保护，因为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因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而即使在最武断的绝对主义国家中，王侯将相以及镇压对象仅限于少数人，多数人享受轻蔑的宽容，政权所求于他们的，仅仅是金钱。如果说绝对主义（Absolutism）为安全牺牲了自由，那么专制主义（Depotism）就把安全和自由一起牺牲了。当詹姆斯一世自称“自由君主制”（ Free Monarchies）卫道士时，他并没有说谎。

绝对主义之所以仍然是有法统的国家，至少部分因为它虽然垄断政权、排除各阶级，却没有垄断社会、消灭各阶级。国家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却还没有吞噬社会。不过，只要官僚国家的原型站稳脚跟，这样的机会总会有的，即使没有也可以自己创造。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公民面对埃及、十字军骑士面对拜占庭时，轻蔑之中总是夹杂恐惧的原因。他们知道，这些面对社会时强大凶恶而保卫自己时迟钝笨拙的巨兽，在年轻民族的正面打击中是不堪一击的，却会以其精密宏大的理性设计成为成熟民族致命的诱惑。

在政治民族的生命周期中，诱惑会以不同的名字和形式出现，但他们总会不约而同地露出国家父爱主义的慈祥面目。强大的官僚国家是政治民族成熟的标志，意味着富强、秩序、繁荣，高踞于封建的简陋与混乱之上。博览群书的普鲁士参谋手持时刻表，抬起夹鼻眼镜，冷静地凝视波兰贵族－地主－骑士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最佳插图。晚期罗马帝国从坟墓中向终于长大成人的日耳曼野孩子赠送《查士丁尼法典》，不久就可以让他们享受按时操练、按时上班、按时上学、按时领取年金的幸福生活。17世纪的欧洲热烈拥抱《查士丁尼法典》与进步，学者文人走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詹姆斯和培根是他们在英国的急先锋。当詹姆斯和培根在1621年国会中与爱德华·柯克爵士交手时，双方都自认为责任重大，但历史给予他们的责任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因为如果普通法、立宪政体和自由资本主义在英国失败，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在大陆的绝对主义国家成功，更不用说东方专制国家。

培根的失败不仅属于他个人，他断送的也不仅是王室的机会。罗马法征服普通法的最后一次机会和他一起进入伦敦塔。1621年国会塑造了近代世界的面貌，在决定人类历史的交叉路口，一只蝴蝶就能改变未来的路径。一旦命运的列车驶出站台，即使千钧巨力也不能使之从既定的方向移动分毫。高级政治一向只能触动命运的头巾，塑造或重新塑造民族面貌的总是法律和习俗，普通法就是这二者的结合。普通法维系的社会机体容纳不了全能国家的上层建筑，将会像对待移植器官一样排斥它们。立宪政体或施密特所说的“司法国[214]”

才是它的自然延伸。这棵树苗生出了博林布鲁克、休谟和柏克，联邦党人和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大法官则将它的枝叶覆盖了半个世界，麦克阿瑟将军和彭定康总督就是这片森林边缘的两片叶子。

普通法和立宪政体的背后是经验主义哲学，它承认人类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残缺的理性本质上无力穷尽真理，因此，人类理性设计的成文宪法和制度，一定不如历史演进和习俗积累所产生的不成文宪法。后者已经由看不见的进化之手设置了防御危险的免疫系统和养育胚胎的子宫，而这些危险和养料大部分是人类既不能感知又不能认知的。让理性凌驾于经验之上，作为人类行为的指南，就是将一个盲人放在遍布红绿灯的路口，告诉他：大胆前进，用你的听觉辨认方向，开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