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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软化了凯尔特、撒克逊、丹麦三族勇士的刀剑，也提供了各部族小王国并未同一（不是统一）英格兰的唯一纽带。在文人的天国里，“英吉利教会史”也高踞于“撒克逊编年史”之上。容纳了希伯莱－巴比伦经师、希腊爱智者、罗马法统遗产的《圣经》文化淹没并吞食了部落歌手“刀剑铿锵之音”——绝不是没有斗争——并留下了漫长的“圣徒传奇录[62]”。倘若我们把标准新左版史观中的“拉美印第安人”改为“英格兰各部族”，把“西班牙殖民强盗”改为“阿拉伯帝国海寇贩奴者”，而让“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传教士”留在原位不动，就可以一字不改地充当“英格兰基督教化史”。甚至“英格兰拒教诸王”与“印第安反殖部落领袖”的临刑（火刑）台词都完全一致：“不，我不要皈依基督教进天国，那里有西班牙人（爱尔兰修士），我要去我的老朋友去的地方（啊，死不悔改的地狱候选人[63]！）。”这一剧本极少修改，就在查理曼大帝对低地萨克森部落的传教—征服中重演，而后由日耳曼骑士团与立陶宛异教徒继续上演，最终传入西欧殖民者与亚非拉土著部落手中——似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起源之古远在这位贤哲意料之外。我们在此处无须讨论英格兰土著反殖正义斗争或爱尔兰－罗马教会两系之争，只须注意其结局：教会长老作为智者、元老之首占据了贤哲会议最光荣最坚固的议席，直到今天的上院教士席位，从未间断或动摇。自虔诚者爱德华之后，列王无不以奉教为王国大经及王上优于各部豪酋的主要依据——若依靠实力，诸王很少是这些贵族的对手，哥德弗雷德、西沃德（Siward）等名卿与风雨飘摇的王座间仅仅隔着圣膏与教皇的破门令。

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贤哲会议是国王以其圣断为王国选择的顾问团。从现实上讲，国王将教会长老与名门世卿点入贤哲会议，是保证王子得以平安继位的唯一通道。古老的风俗固执地坚持王位不世及，唯勇者居之，而诸王皈依后已经很少能保持“勇者之最”的名望，培养正统继承权尚待时日，“国王驾崩”并不自动导致“新王万岁”，而是重申贤哲会议“立王者”之权[64]。随着教会确立“和平缔造者”使命，诸王的军事价值衰减，只能以捐赠教产博取“虔诚者”的声誉来固位，而可捐赠的遗产不断减少，这是墨洛温家族“懒王”、加洛林家族“朗城王”（王邑仅余朗城一邑）的命运。然而，爱德华世系的中衰引入大陆的因素，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与诺曼底公爵威廉的遗产纠纷（私法取代公法）改变了故事框架。

三、诺曼：欧洲的英格兰

至于庶民会议，自始就没有固定的集会时间表，其职能以否决权为主，范围及于一切法例与关系民生利害的事项。如此广泛而含混的权力很可能给现代读者一种印象：庶民会议行使着较王权、贤哲会议更大更有决定性的权力。事实恰好相反，否决权意味着谨守成例、不变法即不集会。习惯法即“精炼后的风俗”，立法或变法是一项骇人的壮举。丹麦系或威塞克斯系的君主尽管多是战场上的勇士，却无一不是古老习俗的忠仆，因而“一切法例”略同于“习惯法外本无例”、无可议之事。封建知有家不知有国，“封臣的封臣不是封臣”，且绝无公务政务概念，于是“关系民生利害”者不外乎教会事务（已承担小区一切民事活动与一切福利公益）与军事（“古老壮健的自耕农”自备弓矢集为民团，贵族自备甲、马为军官，无所谓军费、后勤），二者皆据成例而行，无人变法，无事可议。这样，庶民会议的现实作用一开始就近于虚影，于丹麦、威塞克斯两朝更“如水消失在水中”。实权摇摆于王室与贤哲会议之间，诺曼征服之前，天平大致上向贤哲会议一方摆动[65]。尽管仅存形式，撒克逊庶民会议仍是下院远祖，也是多数文明起源时代通行的政制，历史地位犹如“非洲夏娃”之于人类各种族。国会政体、立宪政体是尊崇形式、程序的政体，绝不会粗率地打断自己的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