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4/8页）

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阿特拉斯耸耸肩[10]》主人翁）和霍华德·洛克（《源泉[11]》）主人翁）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而并非美丽新世界）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就不仅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而且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次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二、学究政治及其见习生

1915年，阿丽萨接触到生平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奥尔加·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就能引起无限的联想。没错，就是那个纳博科夫家族，《洛丽塔》的家族，俄罗斯“英国贵族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在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改革岁月，奥尔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他在这个号称最为专制的帝国引进了陪审制，而且确实站稳了脚跟。恐怖分子刺杀沙皇，引起亚历山大三世及保守派大臣的反动，后者参考休谟和托克维尔都提到过的历史借鉴，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结论：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坚持专制绝不动摇，最终获得万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实施不彻底的改革，反而身首异处。由此可见，防范革命的秘诀不是改革，而是拒绝改革的坚定性。于是，纳博科夫家族实现俄罗斯版“格莱斯顿内阁”的机会就化为乌有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改革，那么亚历山大三世同样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反动。据说，老纳博科夫在新朝的举措相当于“一个水手遭遇风暴，为了保全贵重的货物，把不那么有价值的货物扔进水里”。显然，以20世纪的标准看，他保留的“货物”确实非常贵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审制。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谓反动专制统治下，俄罗斯帝国陪审团的博爱精神不下于帝国法典编纂者（老纳博科夫的同僚）。他们极少判杀人犯死刑，不断将证据确凿的恐怖分子无罪释放，对侵犯财产的惩罚比边沁派法学家更开明。无罪释放的美女刺客凯旋，围观群众抛出的鲜花为她铺成一条地毯。俄罗斯公众憧憬这样的场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炽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青少年对电影明星及其粉丝团的羡慕嫉妒恨。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

老自由主义者是否为激进派（当时还不一定是布尔什维克）的驱除，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朝的保守分子已经有这种看法了。然后，俄罗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罗斯自由派流亡者抛出了同一命题的无数修订版。在这场争论的高潮，愤怒的保皇党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大臣）开枪。奥尔加的父亲挺身而出，为朋友和党魁挡住了子弹。今天，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或许，这样的毒舌并不过分刻薄：苏联史学想证明“都是我的功劳”，保守派史学想证明“都是你的错”，自由派史学想证明“是好是坏都别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