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2/8页）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和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像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曼德尔施塔姆（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埃德蒙·柏克会怎么说呢？）、对绝对理性的追求（休谟能相信吗？）以及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爱德华·柯克会忍无可忍的！）。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

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7]》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他们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阿丽萨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而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自己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且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以至于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

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而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而然会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最后多半会在政治史上留名，但却很可能除“健全常识”以外，创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论。相应地，美国公众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也没有多少尊重——这两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说，这是自由社会和非自由社会的标志性差异。以下的评价对兰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热爱自由的思想家，却是民主社会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国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终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很少出圈；两国的主流政治社会对她来说都仅仅是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她都是异乡异客。

阿丽萨（兰德）自幼梦想成为文人，十岁就开始写作，毕生不渝，明显怀有超乎功利的寄托。这种理想在俄罗斯非常典型，因为专制国家的国民更重视崇高的观念，也更鄙视市侩的计算。她从来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兰德和纳博科夫从小都在斯托由宁（Стоюнин）私立学校（等于现在的小学和中学合校）上学，教员包括文学家吉皮乌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和哲学家罗斯基（Nikola Lossky，1870—1965）——二者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名士。学校创始人斯托由宁夫妇是大文豪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学校水平高，收费贵，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执行限制犹太人的官方政策，当然也不执行思想审查的官方政策。阿丽萨来到这所学校，就是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家庭肯定会认为，女孩子让本村神父教一点读写算就蛮不错了。京城精英学校的学费足够让他们在老家造房、买地、买马，像老爷一样过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