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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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危险社群，是新生无产阶级，其数量因20年的工业化而壮大。

工人运动没有因为1848年革命和此后10年经济发展的失败而遭到致命摧毁。那些研究新社会的未来，将19世纪40年代的动乱转变成“共产主义幽灵”，给无产阶级提出一个有别于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政治前景的各式理论家，有的被捕入狱，例如布朗基；有的被流放，例如马克思和布朗；有的被人遗忘，例如皮奎尔（Pecqueur，1801—1887）；有的三者兼而有之，例如卡贝（Cabet，1788—1857）；有些人甚至与当局言归于好，就像蒲鲁东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占有一席之地一样；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但时代显然不站在他这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后的一两年内曾希望再次爆发革命，后来又曾把希望寄托于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1857年那次），但自那以后，他们也顺应潮流，将革命视为一种长期的打算。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消亡，或许稍嫌夸张，然而甚至在英国，那些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许都舒舒服服地进入略嫌窄小的官邸享福去了，也许1860年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在1848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间歇期强迫他们暂时脱离政治。这个隐晦时期使马克思得以将其理论锻炼成熟，并为其《资本论》打下基础，但马克思本人不知感恩。与此同时，幸存下来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以及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政治组织都纷纷垮台了，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垮于1852年；或者逐渐沦为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组织，例如宪章运动。

然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只会渐渐壮大，但他们的经济斗争和自卫行动比以往更有节制了。除了英国部分的明显例外之外，工会和罢工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都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那些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和合作组织——在欧洲大陆一般为生产组织，在英国一般为商店——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不上特别兴盛：在意大利这类互助会势力最强的皮埃蒙特地区，1862年互助会的平均人数也不足50人。[5] 只有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奇怪得很）美国，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人工会，主要是由具有阶级意识的英国移民组织而成的。

在英国，除了机器制造工业的熟练工匠和较古老行业的手艺人之外，棉纺工人也保持了强大的地方工会，这些工会在全国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且有一两次，即1852年的工程师联合工会、1860年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工会，它们曾在财政上（如果不能说在战略上的话）协调了全国社团。它们虽然只是少数，却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而且在熟练工人中它们有时还占多数。此外，它们还为工会制度的迅速扩大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工会组织比起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强的，尽管后来证明，它们未能抵挡住19世纪末那场真正飞快发展的工业化冲击。然而，与组织有序、有劳动者天堂之称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工会相比，美国工会只能算是小巫。澳大利亚的建筑工人实际上早在1856年就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其他行业也都实行此制度。在这个人口稀少而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中，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国家。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千计的人们引至他方，留下来没跟着去冒险的工人，其工资却因之提高了。

敏感的观察家并不认为这类不甚重要的工人运动会维持很久。其实，大约从1860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显，无产阶级正与19世纪40年代的风云人物一道重返历史舞台，不过情绪不是那么狂暴。它以未曾预料到的快速度出现了，接着又很快形成了与其后来运动相一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这种成长过程是政治行为和工业行为的奇怪结合，是各种激进主义从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奇怪结合，是阶级斗争、阶级联盟和政府或资本家让步的奇怪结合。但是，首先它是国际性的，这不仅因为它像自由主义的复活那样，在各个国家同时产生，而且也因为它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或者说与激进左派（1848年前那个时期的遗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组建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72），并受其领导。《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无祖国”的提法是否确切，可能尚有争论：法英两国有组织的激进工人必定都是爱国者，法国革命传统向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见第五章）。但是，在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经济领域中，即使连不注重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会，也已意识到制止雇主引进劳工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劳工会破坏罢工的效果。对于所有的激进者来说，无论什么地方的左派成败，都似乎与他们自己的成败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是再度复活的选举改革活动和一系列国际团结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左派相结合，美国内战期间与林肯及北方相结合，1863年与不幸的波兰人相结合，等等。所有这类运动都曾以最少的政治色彩和最多的“工会主义”加强了工人运动。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所进行的有组织接触，必然会对各自的运动产生反响。譬如，拿破仑三世在他允许法国工人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赴伦敦参加1862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展览后，就发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