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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而普遍的殖民扩张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当时，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寻找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商人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三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不为人知的非洲则是另一个。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怒。当时人认为刚果盆地可以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销售期望，尤其是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Ⅱ）正把刚果当作一个富有利润的事业加以开发。[7] （事实上，即使在酷刑和屠杀使得顾客人数大量减少之前，利奥波德所偏爱的那种强迫劳动，也无法鼓励人均购买力。）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经济体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同样需求。如果它们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将是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它们不够强大，它们便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儿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它们国家的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部分的瓜分，便是这种需求的合理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盛行于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参见第二章）。1897年时，英国首相告诉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坚决的保护主义者，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渴望兼并土地。”[8] 单就这个情形而言，“新帝国主义”乃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帝国主义者并不曾指望某一个特殊殖民地会自动变成理想中的黄金国，不过，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地。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依循国际上的流行方式，努力经营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时，某位国务院官员便曾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夺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纠结在一起，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置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的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直布罗陀（Gibraltar）和马耳他（Malta）岛是第一种情形的古老例子；百慕大（Bermuda）和亚丁（Aden）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有用实例。］强盗式的分赃也在其中具有象征性或实质上的意义。一旦互相敌对竞争的列强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地图，每一个强国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得到过大的区域，或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小片土地。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德国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不大，战略价值更小，然而它之所以大为恼怒，就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强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竟会比英国、法国少那么多。为了衬托它的强国地位，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而它在189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无疑使它的地位大为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