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第5/13页）

另一些反法强国，则忙于不那么残酷的争斗。它们都希望推翻法国大革命，虽然都不想以它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为代价，但到了1792—1795年后，这样的愿望显然已难以实现。奥地利是最坚定的反法大国，因为法国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和对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因而奥地利加强了与波旁王朝的联系，并参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国参加反法战争则时断时续，它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参战。普鲁士的态度则有点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奥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兰和德意志，却需要法国的主动支持。于是，它只是偶尔参战，并且是以半独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当时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时不时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政策摇摆。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政治归政治，它们还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非要它们坚定不移地敌视法国，特别是一个决心定期重划欧洲领土的常胜法国。

欧洲国家这种长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为法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盟友。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处于紧张关系的每一个永久性国家体系中，与甲方的不和，就意味着对反甲一方的同情。这些潜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较低的德意志王公们，他们有的是长期以来便将自身的利益建筑在（与法国结盟）削弱皇帝（即奥地利）对各诸侯国的权力上，有的则是饱受普鲁士势力增长之苦。德意志西南部诸邦，如构成拿破仑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老对手以及受害者萨克森，是这类国家的代表。实际上萨克森是拿破仑最后一个最忠实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经济利益来说明，因为萨克森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心，可以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中获得好处。

即使把反法一方的分裂和法国人可资利用的盟友潜力考虑在内，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反法联盟还是要比法国强大得多，至少开始阶段是如此。然而，战争的军事记载却是法国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胜利。在外国军队和国内反革命的最初联合被打退之后（1793—1794年），在战争结束前只有一个短暂时期，法国军队的防御是处于危急状态，即1799年，第二次反法联盟动员了苏沃洛夫（Suvorov）统率的俄国军队，这支强大而可怕的队伍首次出现在西欧战场上。就一切实际成果而言，1794—1812年间的战役和地面战斗一览表，实际上便是法国不断取得胜利的记载。而其原因就在于法国的革命本身。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在国外的政治宣传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它防止了反动国家的居民起而抵抗为他们带来自由的法国人，但事实上，18世纪正统国家的战略战术，并不指望也不欢迎平民参战。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曾斩钉截铁地告诉那些支持他对抗俄国的柏林人，要他们远离战争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人的作战方式，并使其比旧制度的军队优越许多。从技术上来说，旧制度的军队有较好的训练、较严密的军纪，在这些素质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例如海战，法国军队便处于明显劣势。他们是出色的私掠船和打了就跑的武装快船船员，但这不足以弥补训练有素的海员尤其是称职海军军官的缺乏。这部分人被革命杀死了一大批，因为他们大多是保王派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乡绅，而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又无法很快拼凑起来。在英法之间的六次大海战和八次小海战中，法国的人员损失大概是英国的10倍。[2] 但在临时编队、机动性、灵活性，特别是十足的进攻勇气、总体的士气等方面，法国人是没有对手的。这些优势靠的并不是任何人的军事天才，因为在拿破仑接管军权前，法国人的军事纪录已相当令人注目，虽然法国将帅的一般素质并不突出。但这些长处多少得益于国内外核心官兵的活力恢复，而这正是任何革命的主要成效之一。[3] 1806年，在普鲁士强大陆军的142位将军中，有79人超过60岁，而所有的团级指挥官中，这种年龄的军官也占了1/4。但同年，拿破仑（24岁时任将军）、缪拉（Murat，26岁时指挥一个旅）、赖伊（27岁时也指挥一个旅）和达福（Davout），却只有26—37岁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