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第3/13页）

不管是波兰还是爱尔兰，都不是亲雅各宾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革命的实际纲领在那里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国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中，作用较大。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的雅各宾主义有相当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另一类是，只有法国的征服才能推动它们前进。低地国家、瑞士的部分地区，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邻国属于第一类；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已置身1789年的起义之中：人们常常忘记，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把他的杂志称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亲法国分子［民主的冯济茨派（Vonckist）］，其势力无疑要比保守的国家经济统治论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提供真诚的革命支持，协助法国征服这个他们所爱的国家。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寻求与法国结盟的“爱国者”已强大到考虑发动革命的程度，虽然若无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属可疑。这群爱国者代表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其他人士，反对由大商人所垄断的寡头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势力一直很强，而法国的引力也始终很大。在这里，法国的征服也只是加强，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势力。

在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入侵受到德意志雅各宾分子的欢迎，特别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谁也不会说，他们已强大到足以凭自己的力量给政府制造大量事端。[5] 在意大利，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优势，使革命在知识阶层中大获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宾主义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国势力比较强大，在那里，它实际上赢得了所有开明（即反教会的）中产阶级和部分乡绅的注意，并且还更进一步地组成秘密团体和会议，这些组织在南意大利的环境下蓬勃发展。但即使在这里，雅各宾分子在与社会革命群众建立接触上，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当法军向前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一个那不勒斯共和国便轻而易举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样轻而易举地被举着教皇和国王旗帜的右翼社会革命推翻了，因为农民和那不勒斯的游民（lazzaroni），不无道理地把雅各宾分子形容为“有四轮大马车的人”。

因此，广义地说，外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军事价值，主要是作为法国征服的辅助力量，并在被征服者与旧式强权的关系方面，其力量组合要复杂些。情况也的确如此。那些受当地雅各宾势力影响的地区，很容易就会被推向卫星国，而且不久就会沦为法国的附庸。1795年比利时成为附庸国。同一年尼德兰变成了巴达维亚共和国，最终被纳入波拿巴家族王国的版图。莱茵河左岸也被占有，并被置于拿破仑的卫星国成员中，例如贝格大公国（Grand Duchy of Berg）——现在的鲁尔地区，还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很快，整个西北德意志就被直接并吞了。1798年瑞士变成了赫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然后又迅速地成为附属国。在意大利，一连串的共和国宣告成立——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Cisalpine，1797年）、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1797年）、罗马共和国（1798年），还有帕特诺伯共和国（Partenopean，1798年），这些地区很快就成为法国版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的地位并没有比卫星国好多少（例如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

法国国外的雅各宾党人在军队中具有一些重要影响，而且，这些国外的雅各宾势力在法国国内的共和国军队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像大名鼎鼎的萨利切特集团（Saliceti group），某种机遇使他们从一个小帮手摇身一变而升为法国军队内的“意大利拿破仑·波拿巴党”，并且随后在意大利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势力。倒是有一个海外的“支持法兰西”（pro-French）运动让人们觉得还算是个英勇果敢的行为，那就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独立运动，一个爱尔兰革命和法国军队入侵的联合行动，主要战事发生在1797年到1798年之间。当时的不列颠正在与法国的交战中暂时处于不利地位，爱尔兰的行动很有可能迫使英国与其签订和平条约。但是这次入侵对法国军队来说有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跨越宽阔的海域到达爱尔兰岛。法国人的援助行动看上去来势汹汹，不过却在时间上一误再误，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此间爱尔兰人决定于1798年起义，虽然他们受到了热烈而广泛的支持，但由于组织不利而被轻易地镇压了。这个法兰西——爱尔兰的联合行动只是提供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可能性，最终却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