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9/18页）

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约翰逊而言，这份发人深省的评估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伟大社会”项目的成功，越南的军情也已经让他的这一项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纳报告提交的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形势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越方于1月开始发动春节攻势，北越（越共）部队打入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驻地，并且将美国部队围困在了老挝附近溪生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这些战况，美国民众都可以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知悉。美军伤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调查显示约翰逊正在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他当然也失去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在内部出现了总统竞选人的挑战：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约翰逊退身而出，让他们二人一决雌雄。3月底，约翰逊宣布“我将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党派再次提名让我担任你们的总统”。没过几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

图66 歌手艾萨·凯特公开批评越战后，一场反战抗议在白宫门口举行（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1月19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然而，不管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还是民主党出现分裂，或是作战前线部队中黑人比例失调（与美国人口构成相比）让持久存在的种族隔阂加剧、恶化，都没能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能终结美国人对越战的支持。并不是说没有人抗议，但这些抗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然也不会都像1967年五角大楼前的那场游行那样规模巨大。当著名歌手艾萨·凯特（Eartha Kitt）鲁莽地，或者说愤怒地在一场白宫午宴上批评当局的外交政策时，她的行为赢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责难（见图66）。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于1972年赴越南河内地区，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也遭到了同样的敌意。事实上，在她这么做之前，就已经因为反战立场遭到了不少批评。显然，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许多美国人也不能容忍别人批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越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却似乎只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了。

比起理解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越战的回应，理解20世纪60年代越战反对声音的缺失可能更为直接。1963—1975年间，总共有230万美国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万名（2.5%）士兵阵亡。尽管媒体报道了学生在五角大楼前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的画面，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调动的兵力规模并没有像在之前的战争中那么大，当然与二战更是没法比。1964—1973年间达到应征年龄的27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征入伍，900万人自愿参军，而仅有150多万人真正参加过战斗。简而言之，越战一代中仅有6%的人参加过越战，因而，当时对于战争的反对并不持久、对于战争的支持相对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人在回顾这个时期的美国史时会发现，1968年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一年，而是没能做出决定的一年。而正是这没能做出的决定在后来一直萦绕着“越战一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时候，美国似乎走到了一个转弯口，从自由主义共识转向了右翼政治。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总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骚动与变化”的十年渐近尾声之时，当时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一种美国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这种美国国家主义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基于源自独立革命和内战时期并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不管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街道上战斗，美国人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只有当这种自由没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清醒过来，开始自我怀疑。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只有当骚动结束，才出现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变革与反对越战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