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8/18页）

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

1965年，将近1500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长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仍然支持越战。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圣诞期间又有所回升，约有60%的人支持越战升级。显然，美军在越战中的伤亡数字和民众对越战的谴责之间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也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1967年正是一个佐证。

1967年正是《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运动始于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门前举办的“人类大聚会”反主流文化行为艺术表演，随后又在海特区举办了“爱之盛夏”活动。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瓦克，“爱”却供应不足，种族暴动也遭到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见图65），因而《新闻周刊》将“爱之盛夏”更名为“不满之夏”。同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随后，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举行反战游行，作家、新闻记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于这次游行。然而，这次游行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产生足够的影响。1967年底，根据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70%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反战游行。

图65 《1968年华盛顿暴乱发生之后》（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4月8日拍摄）。华盛顿国民警卫队于华盛顿街头巡逻。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全国各地爆发了为期5天的种族暴乱。但其实在1968年之前，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已经正常有武装力量巡逻。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满之夏”之后，成立了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克纳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这场城市动乱让约翰逊感到震惊，为了探明这场发生在市中心的暴动的原因，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为主席。克纳在次年提交的报告里得出了一些忧心的结论，尤其是美国“正在走向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一直以来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报告指出，“现在，它威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如果当前的进程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摧毁基本的民主价值。”报告表明，许多暴动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国人“针对美国白人社会的地标性建筑”而非针对美国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这种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俩、失业、联邦雇佣的“不足”、教育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美国白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同时也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告总结指出，“正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密切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维持着贫民窟，同时也在纵容贫民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