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7/19页）

反帝国主义者联盟认为，更糟糕的是，麦金利政府试图“熄灭这些岛屿的1776年精神”（菲律宾仿效美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并“使用西班牙的方式来扩张美国主权”。它强调说，美国不应该将它自身已经推翻的殖民统治再一次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的道德责任。它警告说，帝国主义“对自由充满敌意、热衷于军国主义，而远离军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感到荣耀之事”。不过，在最后一点上，反帝国主义者联盟的观点似乎与20世纪初的美国现实相左，美国土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提醒。毕竟，无论是出于何种道德需要的目的，“1776年精神”在之后数年里一直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与之相仿，这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甚广的精神已经将战争和道德相融为一。到了19世纪末，虽然内战军队早已消散，但他们的影响仍旧存在。

图45 《莱曼·豪在电影行业创造的新奇迹》（纽约：库里耶印刷公司，约1898年）。这张海报宣传了一家剧院将要上演一部关于美西战争海战的电影，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镜头记录下海战的真正场景，而是一种原景重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利用电影工作室中的模型对这场海战进行的模拟。19世纪末的观众已经很熟悉这种电影，以及这种历史事件的“舞台”呈现——它已经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这种做法非常普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欺骗。本质上讲，观众试图想要从这种娱乐中证实信息，而不是追求逼真的效果；这些作品的目的和效果都指向爱国主义，同时也是20—21世纪常见的、从美国视角拍摄的大量战争电影的先驱。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942）。

对于参与过内战的一代人，或者那些在内战的回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像当时的国务卿和前亚伯拉罕·林肯私人秘书约翰·海（John Hay）描述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也许看起来只是一场“辉煌的小战争”，即使有些人认为它的影响甚广，从某些角度看，也不完全是辉煌壮阔的。美西战争第一次见证了内战中曾经的敌人并肩作战，而不是兵戎相见。在1896年，阶级冲突对于民主党来讲尤其是一股分裂力量，而内战的阴影只是提醒着美国人不要忘记旧伤疤。不过，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些伤口便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冲突背景下愈合了。这场冲突在一种更加野心勃勃的美国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将从前的敌人团结在了一起。

不过，这种国家主义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吞并海外帝国至少不是它唯一的动力。内战一代已经将一种复杂的遗产传承给了它的国家，而这并不仅仅是指内战老兵自1868年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行政领导力量。这场冲突在文化影响和仪式上都造成了影响，并且在南北双方各类退伍老兵组织，尤其是联邦的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简称GAR）的支持下，其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典礼。当新一代美国人学习每日背诵效忠誓词，并向一面意义远在划定国土边界之上的旗帜敬礼时，它就回荡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教室中。简言之，它象征了一种国家使命和一种军事遗产。

前联邦士兵，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95年向新一代年轻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他所谓的“士兵的信仰”。霍姆斯指出，到了19世纪末，战争已然“过时”，如今“世界渴望的”是“商业利益”。不过，霍姆斯本人对于一个也许让“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感到“生活舒适，不经历任何麻烦和危险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国家的爱”基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老妇人的故事”。霍姆斯带着极大的轻蔑批评现代人“对于各种痛苦的逃避”，还严肃地建议他的听众们“不要为舒适的生活祈祷，而要为战斗祈祷；在对于公民生活的怀疑之上要保持士兵的信仰”[10]。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这一点来看，霍姆斯的这种祈祷已经得到了回应。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很多他的听众和这些听众的国家，都将有理由思考士兵的信仰的完整意义，以及美国进入到20世纪之后所要面临的商业与战争之间的崎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