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第11/18页）

明尼苏达州第一任圣公会主教亨利·本杰明·惠普尔（Henry Benjamin Whipple）一直都担心美国历史会反复循环，害怕白人移民与土著部落之间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暴力关系。“一次又一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公开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类历史中很多事实都确定地告诉我们，一个肆虐抢掠的国家终将偿以鲜血。”[18]他并不是第一个持此观点的人。1859年，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领导了一场失败的战斗，其初衷是在南部各州煽动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他同样声称“这片罪恶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虽然布朗一直是个崇尚暴力的人，而惠普尔是个以和平著称的人，但他们各自的视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同。其个人观点也许千差万别，但是当他们面对种族冲突的现状时，观点又是令人沮丧的相似。

在分析明尼苏达州这些“伤痛岁月”的原因时，惠普尔的观点是比较成熟的。在那些有时是蓄意的种族敌意中，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从民族和国家的方面考量，土著部落都占据了一个不稳定的中间地带。联邦政府虽然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但同时又认为“一个民族是无法生存在另一个民族中的”[19]，这句话将土著部落遗弃在一个法律上属于无人区却又真实存在的土地上，而实际情况是，很多白人男性和女性又非常渴望来到那里。结果，正如惠普尔指出的，土著部落并不享有任何主权，即使他们有，白人社会也绝不可能“允许他们在履行一个民族自我生存所需要的职责时，行使他们的主权”。正如惠普尔所理解的，在内战的战场上和西部的冲突中，民族的生存都是主要的问题所在。民族生存和公民权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面临的问题，但直到内战结束后仍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内战仅仅为这一历史悠久并将持续存在的激烈辩论添了一把火。

惠普尔声称：“这个国家不容许有任何不公存在。”到了内战结束、联邦获胜之时，在许多人心里，尤其是林肯心里，这种想法是最重要的。再次当选总统的林肯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及其最有可能的终结方式，他将这场两败俱伤的冲突理解为奴隶制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满怀希望，我们热诚祈祷，愿这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早日结束，”林肯讲道，“但假若天意要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鲜血，用刀剑下的鲜血来偿清。”他强调，美国应该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林肯还强调美国人“不要对任何人怀有丝毫恶意，而是对所有人都抱着好感”，以此让联邦再次团结起来。[20]当林肯发表此次演讲时，邦联作为一个国家正面临灭亡，它的事业几近崩溃，以至于它的一些政治发言人和军队领袖都开始愿意摧毁邦联建立的基石——奴隶制。而联邦在几近完成重新统一美国的事业时，则面临着重建一个全新的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个国家中，将会有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彻底废除奴隶制，另外一项修正案则会明确定义并且保护公民权（图31）。正如林肯在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纪念葛底斯堡阵亡士兵的演讲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生来平等’原则”的国家。林肯提醒他的听众们，进行内战是为了美国可以“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他在1865年2月1日签署了第十三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他清楚地表明，对于他自己和很多美国人来说，废除奴隶制绝不仅仅是一项战时举措，也不是一种军事需要，而是为了履行这个国家道德上的昭昭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