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第7/16页）

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戈登·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师，他目睹了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而感慨万分，在《有关邪灵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谴责了女巫审判时所用的“幽灵证据”说。约翰·黑尔（John Hale）在《巫术性质浅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马瑟的观点（图14）。黑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贝弗利的一位牧师，他一直在积极起诉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萨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实际上，到1700年时，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也都停止了对女巫的控诉。

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