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9/12页）

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国，但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还是每下愈况，这令康拉德大为沮丧。埃伦塔尔的“大胆出招”，随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崩溃，看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徒劳。在这同时，塞尔维亚和其诸盟友声势日壮。一九〇九年俄国派激烈反奥的官员出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然后俄国沙皇赴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俄意同意就巴尔干半岛日后的任何变动商议），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国得趁其诸多敌人尚未联合起来反奥之时将它们各个击破。施里芬（与康拉德）作战计划所依据的那些乐观的前提，正一个个瓦解。法国出资建造的铁路将使俄国在几星期内，而非几个月内，就陈兵于奥地利边界。由于奥地利农民党成员和实业家为与塞尔维亚缔结通商条约之事意见不合，最后虽然取得一致意见，却只是使奥地利与贝尔格莱德的贸易关系陷入两败俱伤的乱局。二十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政府受议会阻挠，不得不以提高猪、牛、李子、小麦、大麦、玉米的关税来平息奥匈地主的不满，“猪战争”一场接一场爆发，而提高这方面的关税，实质上切断了奥匈政府与塞尔维亚国最有可为的联结。[49]一九〇六年前，自奥地利的进口额，通常占贝尔格莱德总进口额的六成，一战前夕降到两成四。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很惊讶奥地利人竟错过“分化塞尔维亚的保守商界人士与激进好战团体”的机会。英国大使馆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奥地利人未“透过互蒙其利的贸易拔除塞尔维亚对其的危害”，反倒“使塞尔维亚人对其心生敌意，同时未想办法解决他们潜在的分歧”。[50]

事实上，维也纳的政策不但未分化贝尔格莱德商界和好战团体，反倒使他们关系更紧密。一九〇八年，奥匈帝国农民党成员成功将自塞尔维亚进口的粮食，限制在每年消耗量的百分之一点六（且即使对如此稀少的进口量，关税都提高了三倍），塞尔维亚人则回敬以对奥地利制造品课以毁灭性关税：对纺织品是百分之七十，对刀具是百分之百，诸如此类。大为不妙的，塞尔维亚人还取消向奥地利Skoda厂订购火炮的一笔大订单，转向法国的Creusot厂下订，从而使贝尔格莱德与三国协约的军事关系更为紧密。[51]维也纳每年加诸的这项羞辱，使塞尔维亚政府几度更迭，埃伦塔尔严正表示，“只要塞尔维亚懂得走该走的路，随时可望得到我们的善意对待”。[52]

两国关系冰封，因为奥地利人不只要求让其（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进入塞尔维亚市场，还坚持要贝尔格莱德废除其与保加利亚等邻邦的通商条约[53]。在塞尔维亚，仇恨马扎尔人与奥地利施瓦比亚人（Schwabas）的心态升高，塞尔维亚商人悄悄改赴别地贸易：德国、英国、希腊。康拉德没把这些恶兆放在心上。他不断促请埃伦塔尔和皇帝先发制人打击塞尔维亚人或（把遭奥地利拒买的塞尔维亚猪全买下的）意大利人，且在意大利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入侵土属利比亚后变得非常狂妄。康拉德不顾埃伦塔尔的反对，要求开战，誓言他宁可“断臂”也不愿退缩。奥匈帝国一九一二年秋季军事演习，排定于匈牙利大平原（Alföld）举行，因为那里的地形“类似北意大利”。[54]

皇帝展现其难得一见（且短暂）的果断，于一九一一年将康拉德解职，坚持要奥地利走“和平政策”（但不久后康拉德即复职）。对康拉德的好战已忍无可忍者，不只弗朗茨·约瑟夫。三年前偷偷答应让意大利取得利比亚，以换取罗马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后，埃伦塔尔即对康拉德的爱说大话很不以为然。就连康拉德的恩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认为这位将军做得太过火，同意将他解职。康拉德失去他应有的分寸，认为他的“职责大于外长（的职责）”，要埃伦塔尔绝勿让“外交考虑”凌驾于“军事准备”之上。时任陆军部长的奥芬贝格，如此概括地说明其对康拉德的看法：“他深信帝国必须以行动证明其会出手痛击，否则会被拖入战争。”换句话说，成功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但这一理论上要奥地利向意大利开战以表明自身立场的主张，现实上不可行；简而言之，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成为奥地利盟邦之后，这一主张无论何时都行不通。奥地利人不可能为利比亚问题向意大利开战，因为诚如奥芬贝格所说，奥地利入侵意大利，几乎肯定会“引发一场全欧的战争”，使奥地利成为众矢之的。[55]康拉德在皇帝眼中已成为十足的绊脚石，于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皇帝将他解职，换上布拉修斯·舍穆瓦将军。弗朗茨·斐迪南厚待卸职后的康拉德，让他出任高薪的陆军督察（奥地利陆军设了许多高薪督察）。康拉德于申布伦宫晋见皇帝时遭皇帝解职，事后他抱怨道，“这”就是“使我们大败于柯尼希格雷茨”的那个政策。[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