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8/12页）

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

埃伦塔尔有一更大策略来强化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弗里德永审判”则是这一更大策略的一环，但塞尔维亚人不接受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尔维亚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亚省长开枪，未击中。一群塞尔维亚陆军军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为核心，组织了名叫“不统一毋宁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会社，以更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以“黑手会”（Crna Ruka）更为人所知的秘密会社，呼吁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包括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集合起来。[46]阿皮斯于一九〇三年时主导杀害塞尔维亚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末代国王，这时则鼓吹对奥地利人展开“革命性行动，而非文化性行动”。事实表明，他是维也纳不能等闲视之的威胁。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前景更为黯淡。皇帝已同意让被并吞的居民成立议会，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均得根据本身族群在各省里的相对数量，选出代表参与。皇帝承诺议会将是实际人口组成（四成三塞尔维亚人、三成五波斯尼亚人、两成二克罗地亚人）的“真实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为奇地，这议会转而与奥地利作对，塞尔维亚人的民心转向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转向青年土耳其党，于是维也纳搬出不公正的选区重划办法（以使塞尔维亚籍选民无法左右选举结果），并有计划地广建教堂以拉拢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只有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三十年后有一百七十九座，还有数十座新隐修院、女隐修院、学校。波赫境内诸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与穆斯林青年，被调去哈布斯堡君主国偏远地区的陆军部队服役，比例超乎他们所属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这称作“去民族化”。[47]但除非将民族主义连根拔除，否则奥地利人无法使它俯首称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在萨拉热窝执掌第十五军并接任波斯尼亚军事行政长官时，也抱着和康拉德一样的看法，即认为只有向塞尔维亚开战并将它击败，才能减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扩张。[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