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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及其他编辑的注意。他们无法使她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兴趣，于是提出让她担任电影评论家，接替已在这个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劳瑟，她同意了。克劳瑟虽已63岁，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编辑们认为当代电影需要一位更年轻的观察家，于是就雇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劳瑟则成了荣誉评论员。“荣誉”这个词在《纽约时报》社令人郁闷。不到一年，克劳瑟便退休到哥伦比亚画报社当了执行顾问。

在克劳瑟还没有走的最后几个月里，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评论家。读者批评克劳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伤害罪的象征性意义，而阿德勒小姐在娱乐行业则被认为对于电影自命不凡、毫无激情。据《综艺》（Variety）的说法，在她评论过的27部电影中，她仅仅对其中两部感到满意（《査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们俩》[The Two of us]）。她在评论《毕业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时有所保留，其中一个制片人在这位小姐严厉批评了他的一部电影之后花了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买下一个整版广告，对她的品位提出质疑。该广告强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欢电影，她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我喜欢电影，我也喜欢不好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说它们是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