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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布鲁克林的一个小伙子，科里曾打算成为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而可靠的银行职员，一个让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感到反感的爱尔兰新教徒。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这是他在社会中下层的邻居中高人一等的标志。约翰·科里讨厌这个地方——在密集成排的有消防梯的公寓里压抑的生活。他有幸上了密歇根州的霍普学院，该学院是由荷兰归正教会归正会管理的，他和其他学生生活在寄宿舍里。一天夜里，在一次宿舍聚会上，科里喝了酒，只穿着他的三角裤爬下窗台进了女房东的卧室，在她歇斯底里的叫声中，他走过房间进入大厅，出了前门，来到清凉的户外。由于这件事，他此后三年在霍普学院一直被留校察看。

在军队里，科里给人以严格遵守纪律的印象，被训练成军事警察。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中尉找他麻烦，科里粗野地拒不服从，受到军法审判，后来他光荣地被解除军籍了。1956年他回到纽约，在《纽约时报》体育部找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小五磅号字职员。他的责任是负责棒球击球平均分数和团队名次的小字。一年之内，他成了一名文字编辑，编辑关于大型户外活动的报道——但他很难忍受这份工作。1961年他转到了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大组，国内组，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更有意思，但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走到办公室外，看看城市。他自己开始为平日版的《纽约时报》和星期天《时报杂志》写报道，显示了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力，1966年在他加入《纽约时报》十年后，他成了一名记者。当年10月，他被派到了费城。

当克劳德·西顿带着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任务来找科里时，科里并不想干。自肯尼迪遭刺杀以来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关于肯尼迪家族的书，有了那么多的对这种神话的推销，所以科里不想参与其中。科里非常敬仰约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他，同时他也同情威廉·曼彻斯特。科里在承担沃伦委员会的采访任务时，当年早些时候去过达拉斯，一天晚上他受到一个暴徒的咒骂和威胁，他能够想象出曼彻斯特在这个城市进行研究是多么困难，能够理解曼彻斯特在他的著作——他多年的汗水和全部责任——受到突然停止出版的威胁时会多么焦急。如果一位作家试图以诚实的笔触来描绘人，那他将会经常惹恼笔下的人——科里早就从个人经验当中得知了这一点。最近两次，他都在《时报杂志》被刊登出来之前把文章发给文中描写的人，这两次文章当中涉及的人都试图修改他写的内容。其中一个，阿尔杰农·布莱克，把这事例拿到了《纽约时报》管理者面前。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对于科里来说确实不太愉快。另一个，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觉得科里的文章暗示了“汤姆叔叔主义”[注：汤姆叔叔主义（Uncle Tom-ism），指黑人对于种族压迫逆来顺受的反应，典出19世纪著名的反种族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提出文章可能会为法院诉讼提供某种依据。艾里森并没有提出诉讼；事实上，后来他为科里写的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赞词。但是科里发誓他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然而如果他面临着曼彻斯特的高风险、高机会成本的抉择，他着实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反应。也许他也会同意写经过授权的、他生平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毕竟，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授权的。

但科里的本能是回避这项任务，让《纽约时报》其他记者去承担它。科里承认，这是和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在一起的好机会，会处在公众的注意中心，得到某种作为名人的快感，但他过于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克莱德·西顿似乎对这篇报道有了像盖尔布一样的热情，并且对科里很信任，以致科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了。西顿说，这篇报道里有大量的好处，暗示高层某个人，也许是丹尼尔会亲自介入这次报道——如果丹尼尔对这次报道着迷的话，科里知道版面会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报道会把每一个编辑特别是丹尼尔迷住的，因为它非常时髦地把历史因素和悲剧因素结合起来了。科里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西顿，好，他答应承担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