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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
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罗森塔尔收到他的朋友关于伯罗斯背景的来信。10月29日,也就是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访问伯罗斯的公寓一周后,菲利普斯决定回去再试试。他把他的闹钟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铁从上百老汇经布鲁克林到皇后区,心想在任何人都没有起床之前来到伯罗斯的公寓外面。他计划站在门外,如果必要的话,站一整天,希望能见到伯罗斯。
谁知地铁运行得出奇地慢。当菲利普斯最终到达,从站台的长长的台阶上走下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正当菲利普斯转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时,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丹尼尔·伯罗斯走进了一个理发店。如此之巧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两秒钟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错过伯罗斯,就会走过理发店到伯罗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半夜都不敢保证伯罗斯会回来。菲利普斯以前从未见过丹尼尔·伯罗斯,但他从照片上见过他。这个人就是伯罗斯,不需要任何怀疑。
当伯罗斯从理发店出来后,他的头发剪短到了军队所要求的长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绍了自己。伯罗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条子和电报上的菲利普斯这个名字。
“我想和你谈谈。”菲利普斯说。
“好吧。”伯罗斯说。
伯罗斯看起来没有恶意。他很有教养,几乎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解释说,他不允许进行正式的采访,但愿意坐下来几分钟,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实。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便餐馆,这个餐馆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小卡座上,面对着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罗斯要了一听可乐。一个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们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细地看伯罗斯的脸,因为伯罗斯似乎感到很为难,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尔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转向别处了。伯罗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么。
菲利普斯非常温和有礼貌地开始说明他所知道的伯罗斯当伞兵的军队生活,他后来跟罗克韦尔同伙和三K党的活动。菲利普斯对事实和微不足道的细节、明确的时间和过程都已经研究过了,这给伯罗斯的印象很深,伯罗斯不止一次高兴地叫道:“哎呀,太了不起了!”伯罗斯没有为他生活的这一面感到为难,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曾以压缩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了,当然伯罗斯也意识到国会委员会和警方有关于他的档案。随着菲利普斯即兴、不加谴责地继续叙述伯罗斯的过去,伯罗斯开始放松了,看起来很高兴。伯罗斯不仅仅证实了这些事实,甚至还详细地讲解。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他的三K党身份卡,向菲利普斯显示了一下,他还展示了他本人的一个戴着三K党白风帽的小照片。他详细谈了他和罗克韦尔一起的日子,他在小石城的美国伞兵部队的体验。他担心小石城已经展现出左翼人士开始接管全国的信号,这是伯罗斯决心要阻止的。他深情地回忆了他高中那位拥护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教师,称赞老师通过邮件和德国的右翼集团进行交流。伯罗斯显示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并且说如果在美国开始“清洗”的话,犹太人在美国的“野蛮”气氛里,就会比20多年前在德国“文明而有高度教养的”社会里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在接受采访时伯罗斯看了几次表,说他想乘巴士去宾夕法尼亚州,但他似乎乐意和这个对他了解很多的高个子的陌生人在一起,他觉得和他在一起能自由地高谈他的理论。菲利普斯是个好听众,似乎能够理解这个有罪的人的狂热和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