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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盖尔布的大多数想法都给了那些迫切想承担任务的年轻人，他运用了一种近乎是催眠术的方式来向他们交流他的想法。他会低声说出这些想法。他先是搂着一个年轻人，一起沿着过道走，然后悄悄地，非常自信地，张开他的嘴，把他的话吹进这个年轻人的耳朵里——这意味着他的某些想法是如此伟大，以致他不想冒险让其他记者听到，否则他们会嫉妒的。最终，在这个记者离开房间去着手这项任务之前，盖尔布又会悄悄说：“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他甚至赤裸裸地暗示这种想法也许是罗森塔尔的，甚至丹尼尔或卡特利奇的，这位年轻记者最好尽力去做。在这位记者走后，盖尔布又会用胳膊搂着另一个记者，又会是用悄悄话叮嘱：“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

在报道写完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一页一页地阅读它们，看看是不是有他们要求的笔法和角度，然后他们再努力确保这篇报道不被文字编辑过分加工。偶尔为了防止砍掉某些段落或句子，罗森塔尔会求助于伯恩斯坦本人。当罗森塔尔对完成的某个报道特别高兴时，他就会给这个记者发一个祝贺的备忘录，甚至还迫使丹尼尔和卡特利奇马上提拔他喜爱的某些人。他的年轻明星之一是小R.W.阿普尔。阿普尔深得《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的欢心，这是很难被谣言所动摇的。有传言说，在进入罗森塔尔队伍几个月后，阿普尔一周挣350美元。

如果是的话，他也该得这些钱。阿普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有一个微笑的圆脸，留着平头，像一个稍微体胖的西点军校学生的样子。他干活非常卖力，总是不停地奔跑，下午2点钟他汗衫上总是浸透了汗渍。他从不忽视盖尔布的想法，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他是不会放手的，结果是在罗森塔尔的队伍里，阿普尔在报上发表的好报道比任何人都多。这并不是使他较老的同事特别烦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把握事件并进行报道的能力。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阿普尔对委派他采访的每一件事情——估价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税务委员会的一次谈话，政治讲演的一次重复——都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一旦阿普尔回来，他总要给新闻编辑部的每一个人谈论他所看到或听到的，或者在他报道时所发生的与他相关的事情。一次，从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回来，阿普尔冲进新闻编辑部报告说：埃塞尔·肯尼迪偷偷走了，在大西洋城宽阔的木板路上被撞着了屁股。后来，阿普尔被派到越南和《纽约时报》的另外两个人——查尔斯·莫尔和尼尔·希恩一起工作。他回来报告说，尽管被敌方火力压制而动弹不得，但还是有一颗子弹在他裤子后面撕了个口子。当他利用探亲假短暂地回到纽约时，他说自己杀了几个越南佬，一位对此表示怀疑的同事回答道，“我猜都是女人和孩子吧。”

也许罗森塔尔作为纽约组主任最富戏剧性的报道发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从一封来自一个在犹太人组织里工作的朋友的信开始的。罗森塔尔的这位朋友在信中声称，一个叫作丹尼尔·伯罗斯的纽约人，两天前在《纽约时报》上被确认为三K党的纽约头子，而且还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他是个犹太人，记者根本不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宗教背景。伯罗斯在和他的纳粹“战友”在全国到处宣传仇恨和消灭犹太人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森塔尔站在桌旁读了这封信，感到入迷，激动。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罗森塔尔的激动又掺杂着不相信，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在处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惊奇和绝妙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怀疑。他极力想把这个事实纳入他头脑里已经在形成并展开的报道中。他很快就开始写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来，以冷静的超然态度怀疑这些事实是不是确切的。罗森塔尔四处看看新闻编辑部，寻找合适的人来写这篇报道。他想找一个毫无疑问可靠的记者，一个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两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这个任务要用几天来完成，需要追踪许多也许没有结果的小线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门，在大街的角落里等着希望找到伯罗斯的朋友或父亲的机会，而他们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还要做一些尝试，接触一下伯罗斯以前的教师，他在美国军队时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为据这封信说，伯罗斯行过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