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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赖富斯的去世和苏兹贝格的接任，给《纽约时报》带来了突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辞职。布拉德福德以传统的文件上的礼节签署了他的公开辞职书。他的辞呈在董事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的一个声明中得到了回答，是这样写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曾是我们组织中的有价值的力量和领导的源泉。我们对他决定辞职感到抱歉。我们将怀念他。”

当年稍后，布拉德福德被任命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商务总经理助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干了一年半，但并不感到幸福，1965年他又辞职，去了科罗拉多的阿斯彭。他在清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办公桌时，发现了A.H.拉斯金的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罢工报道。布拉德福德从未完整地读过这篇报道，现在坐在他腾空的抽屉敞开的桌子前，他捡起了两年前的这篇报纸文章，开始阅读起来。他想起了1962年到1963年间谈判的苦恼岁月，挫折和愤怒，还有电视报道的升温，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改变了那么多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生的命运。印刷工的领袖伯特伦·鲍尔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气。纽约一些报纸的财力被严重削弱，以至于一蹶不振。这次罢工可能加速了德赖富斯的死亡，且肯定无助于布拉德福德本人的报纸生涯。他承认它还影响了他的婚姻，最终导致婚姻破裂。他和他的前妻都又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寡妇，是一个艺术家和环境保护者。他将去当商业部的顾问，主持奥克兰的一项试验方案，旨在解决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

布拉德福德读完了A.H.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1962年至1963年罢工的文章后，感到很悲哀，在合作谈判期间他受到很多压力，要他与拉斯金多多合作。即便如此，尽管受到了这篇文章的批评，布拉德福德还是认为拉斯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布拉德福德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哈丁·F.班克罗夫特所取代。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极其得体的、说话温和并且很英俊的人，53岁，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的后代。班克罗夫特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纽约从事了五年律师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克罗夫特当了海军军官。1945年他在国务院工作，结识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并成了朋友。1951年班克罗夫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国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美国副代表，1953年开始在日内瓦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任务，担任国际劳工署的法律顾问。1956年班克罗夫特成为《纽约时报》的法律顾问和助理秘书，1957年成为秘书。布拉德福德离去后，哈丁·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副总裁，搬进了布拉德福德在14层的办公室。

庞奇·苏兹贝格接管《纽约时报》后，班克罗夫特手下的指挥系统包括了公司的许多行政人员。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们的名字每一天都刊登在社论版的顶端，然而在时报大楼外面实际上是无人知晓的——事实上，除极少数例外，这些管理者在大楼里也是不为《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和下属编辑所知道。广告部主任门罗·格林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办公室在二层，离出纳员的窗口不远，那些每周到出纳员窗口报账的雇员经常能在那里见到他。但《纽约时报》的财务主管弗朗西斯·A.考克斯，虽然自1951年以来就在报社工作，却很少为《纽约时报》的雇员所认识。每一天考克斯都在《纽约时报》来来往往，这位平静的前注册会计师有和善愉快又无特色的面容，在《纽约时报》的5000多名雇员中也许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是谁。安德鲁·费希尔，苏兹贝格新任命的负责生产的商务经理，在某些机械领域为人所知，但在时报大楼里不是广为人知的。在他被任命为《纽约时报》西部版的负责人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项任务使他同一些编辑有了接触，他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上了。